那辆黑得发亮的劳斯莱斯，像一头沉默的巨兽，悄无声息地停在我那辆破旧的三轮车旁时，我正弓着腰，把一个刚修好的热水器往车上搬。
车门打开，走下来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十年了，陈立，你就算烧成灰，我也认得。
这十年，我每天都在想，如果再见到他，我会做什么。或许是冲上去揪住他的领子，狠狠给他一拳；又或许是抄起手边的扳手，让他尝尝我这十年咽下的苦。可当他真的站在我面前，带着一脸我看不懂的疲惫和沧桑，我却只是愣住了，手里沉甸甸的热水器，好像突然没了分量。
他没说话，只是看着我，看着我这辆焊了又焊、漆都快掉光了的三轮车，看着我这一身沾着油污和灰尘的工装。他的眼神里，有愧疚，有惊愕，还有一丝我不敢去解读的怜悯。
我的心，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那股压抑了十年的火，没能烧起来，反倒被这眼神浇得只剩下一缕青烟，呛得我眼眶发酸。
三十万。
十年前的三十万，那是我家全部的拆迁款，是我老婆对未来的全部指望，是我儿子新书包、新房子的梦。我把它交给了我最好的兄弟，他说要去深圳闯一片天，回来给我一个惊喜。
他确实给了我一个惊喜，一个天大的“惊喜”——他消失了，电话成了空号，那个他信誓旦旦的厂址，只是一个荒废的仓库。
从那天起，我的天，就塌了。
而今天，他回来了，坐着一辆我连做梦都不敢想的车。
生活，真是个喜欢开玩笑的混蛋。
第一章 那笔从天而降的拆迁款
十年前，我们那一片老筒子楼，终于迎来了“拆”字。
红色的油漆，刷在斑驳的墙上，像一道喜庆的伤疤。街坊邻居们奔走相告，脸上挂着既兴奋又不舍的复杂表情。
我和老婆刘芬，也挤在人群里，看着墙上贴出来的补偿方案，一个字一个字地抠。
“建民，你快看，咱家这面积，能拿到三十万！”刘芬的手抓着我的胳膊，指甲都快嵌进我肉里了，可我一点也不觉得疼。
三十万。
对我们这种靠力气吃饭的普通工人家庭来说，这三个字，后面跟着无数个零，沉甸甸的，砸得人有点晕。
我当时在一家国营的机械厂当钳工，一个月工资加奖金，撑死了也就两千出头。刘芬在纺织厂，效益一年不如一年，经常放长假。儿子小军刚上小学，正是花钱的时候。
我们一家三口，就挤在那不到四十平米的小房子里，厨房是公用的，厕所是楼道尽头的。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墙皮一碰就掉渣。
可就是这么个破地方，承载了我们全部的生活。
拿到拆迁通知的那天晚上，刘芬破天荒地炒了四个菜，还开了一瓶啤酒。
她坐在我对面，眼睛亮晶晶的，像淬了火的星星。
“建民，三十万啊，咱们可以在城东那边买个两室一厅了，付个首付绰绰有余。”
“等搬了新家，就给小军报个好点的辅导班，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你那身工服也该换换了，都洗得发白了……”
她絮絮叨叨地说着，规划着我们的未来。每一句话，都像一块砖，在我们心里，垒起了一座叫“幸福”的房子。
我听着，喝着酒，心里热乎乎的。
我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就想让我老婆孩子过得好一点。以前觉得这愿望遥远得像天边的云，现在，好像一伸手，就能抓住了。
那段时间，整个片区都沉浸在一种亢奋又焦灼的气氛里。家家户户都在讨论着钱怎么花，房子买在哪。我每天下班，骑着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穿过即将成为废墟的街道，心里都充满了奔头。
我甚至开始留意路边的房产中介广告，把那些楼盘的名字和价格，悄悄记在心里。
我以为，好日子就要来了。
我以为，那笔钱，是我们一家人通往新生活的船票。
我怎么也想不到，这艘船还没离岸，就被我最信任的人，亲手凿沉了。
第二章 发小的“宏图伟业”
陈立是穿着一身崭新的夹克衫来找我的。
他是我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兄弟，我们两家就住对门，他比我小一岁，从小就跟在我屁股后面，“建民哥，建民哥”地叫。
后来我们都进了厂，我在机械厂，他在电子厂。他人活络，脑子快，不像我，就知道闷头干活。
前几年，他厂子倒闭了，他就一直在外面瞎混，倒腾过服装，卖过盗版碟，什么都干，但都没干出个名堂。
那天他来的时候，我正和刘芬在家里收拾东西，准备搬家。
他一进门，就熟络地从兜里掏出烟，递给我一根，自己点上，深深吸了一口，吐出的烟雾里，都带着一股子意气风发。
“建民哥，听说你们发财了？”他笑着说，眼睛眯成一条缝。
我憨厚地笑了笑，“什么发财，就是拆迁补偿，混个住的地方。”
刘芬在一旁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把打包好的箱子往墙角码。她对陈立，一直有点不放心，觉得他太“飘”。
陈立没在意刘芬的冷淡，他一屁股坐在我们家那张吱嘎作响的旧沙发上，身子前倾，压低了声音，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哥，有个天大的好机会，我就是特意来找你的。”
他说，他要去深圳。
“深圳，那是什么地方？遍地是黄金！我联系上了一个大老板，准备合伙开个电子厂，专门生产手机充电器。现在这玩意儿，人手一个，市场大得很！”
他的眼睛里闪着光，那种光，我只在厂里宣传栏的劳动模范照片上见过，充满了对未来的笃定和渴望。
他摊开一张画得乱七八糟的图纸，唾沫横飞地给我讲他的“宏图伟业”，什么流水线，什么出口订单，什么三年上市，五年超苹果。
我听得云里雾里，但我听懂了一件事——他缺钱，启动资金。
“哥，我什么都准备好了，技术、人脉、销路，万事俱备，就差东风。”他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摁灭，目光灼灼地看着我，“就差三十万。”
我的心，咯噔一下。
三十万，不多不少，正好是我们全部的家当。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一旁的刘芬先开了口，声音冷冰冰的：“陈立，我们家的钱，要买房子的。”
陈立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又堆起笑脸，转向刘芬：“嫂子，你听我说完啊。买房子那点死钱，能生钱吗？我这可是投资！一年，就一年！我保证，连本带利，还你六十万！到时候别说两室一厅，三室一厅都够了！”
六十万。
这个数字，像一颗炸弹，在我脑子里轰地一声炸开了。
我看着陈立那张信誓旦旦的脸，看着他描绘的那个金光闪闪的未来，我承认，我心动了。
我不是个贪心的人，但我是一个想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的男人。如果，如果这是个机会呢？
那天晚上，陈立走后，我和刘芬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
“王建民，你是不是疯了？那是我们全部的家当！是小军的未来！”刘芬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噼里啪啦地往下掉。
“可那是陈立啊，他是我兄弟，他能骗我吗？万一……万一真成了呢？”我还在为自己，也为陈立辩解。
“兄弟？你那个兄弟哪次干事靠谱过？这钱要是没了，我们一家人就去喝西北风！”
我们吵了半宿，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我看着躺在小床上熟睡的儿子，他睡梦中还砸吧着嘴，好像在做什么美梦。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
我想给我的儿子，一个更好的梦。
第二天，我背着刘芬，去了银行。
我把那张存着三十万的银行卡，交到了陈立手上。
他激动地抱着我，眼圈都红了，“哥，你放心！等我回来，我给你换个大别墅！”
我拍着他的背，心里五味杂陈。
我说：“不用别墅，你把钱还我就行。”
他走了，走得意气风发。
我站在长途汽车站，看着那辆开往深圳的大巴车消失在路的尽头，心里空落落的。
我不知道，我这个决定，是对是错。
我只知道，我把我们一家人的未来，都赌在了我这个兄弟身上。
第三章 消失的兄弟和破碎的家
最初的一个月，一切似乎都在朝着陈立描绘的美好蓝图发展。
他几乎每隔两三天就给我打个电话，电话里，他的声音总是充满了亢奋。
“哥，厂房租好了，就在宝安区，地段好得很！”
“设备已经进场了，德国进口的，那叫一个先进！”
“第一批工人也招到了，下个礼拜就能开工了！”
每次接到他的电话，我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我把这些“好消息”转述给刘芬，她的脸色也一天天缓和下来。我们甚至开始在晚饭后，一起憧憬着一年后拿到六十万，该怎么规划。
那段日子，虽然我们还租住在临时安置的平房里，条件比以前还差，但心里是亮的，有盼头。
可好景不呈，电话的频率，从两三天一次，变成了一个礼拜一次。
电话里，陈立的声音也开始夹杂着一丝疲惫。
他说，招工不顺利，本地人眼高手低；他说，原材料涨价了，成本超了预算；他说，工商税务那边的人不好打交道，得花钱打点。
我安慰他，创业嘛，哪有一帆风顺的，让他别着急，一步一步来。
他嗯嗯啊啊地应着，最后总会加一句：“哥，你放心，有我呢。”
再后来，电话变成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才来一个。
我打过去，十次有八次是关机。
我的心，开始往下沉。
刘芬的脸，也一天比一天冷。她不再问我陈立那边的情况，家里的气氛，压抑得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
最后一个电话，是在一个下着小雨的傍晚。
陈立的声音听起来嘶哑又绝望。
“哥，我对不起你。”
他说，合伙的那个老板，卷着剩下的钱跑了，供应商堵在工厂门口要债，他已经走投无路了。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是被重锤砸了一下。
“陈立，你别慌，钱没了可以再挣，你人先回来！”我对着电话吼道。
电话那头，是一阵长长的沉默，然后，只剩下“嘟…嘟…嘟…”的忙音。
从那天起，陈立的手机，就再也打不通了。
我疯了一样，到处找他。我去了他父母家，两位老人哭得老泪纵横，说他们也联系不上儿子。我按照他之前给的地址，托在深圳打工的同乡去找那个工厂，同乡回信说，那地方早就人去楼空，只剩下一个空壳子。
陈立，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家，也彻底垮了。
刘芬没有歇斯底里地跟我闹，她只是不说话了。
她会照常做饭，洗衣，照顾孩子，但她不再看我。我们俩躺在一张床上，中间像隔了一条冰冷的河。
那种沉默，比任何争吵都更让我窒息。
有一天晚上，我半夜醒来，看到她一个人坐在床边，肩膀一抽一抽的，压抑着哭声。
我的心，像被刀子剜一样疼。
我走过去，想抱抱她。
她却像被烫到一样，猛地躲开了。
她看着我，眼睛里没有恨，只有一片死灰般的绝望。
“王建民，”她一字一顿地说，“我们，完了。”
那段时间，流言蜚语像苍蝇一样，嗡嗡地围着我们家。
“听说了吗？老王家的拆迁款，被他那个发小骗跑了。”
“三十万啊，啧啧，这下可惨了。”
“真是交友不慎，引狼入室。”
我走在路上，都能感觉到背后戳戳点点的目光。我从一个勤勤恳恳的工人，变成了一个人人同情的傻子，一个败光了家底的。
为了生计，我放下了国营厂工人的那点可怜的自尊。
我开始什么活都干。
给人通下水道，修水管，装灯泡，扛沙包……只要能挣钱，多脏多累的活，我都接。
我买了一辆二手的三轮车，车斗里放着我的工具箱，那就是我全部的家当。
我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了才拖着一身疲惫回家。
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腰也因为常年弯着，落下了毛病，一到阴雨天就疼得直不起来。
日子，就在这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和汗水里，一天天熬了过去。
我很少再想起陈立，不是不想，是不敢想。
我怕一想起来，心里那股好不容易压下去的恨，会再次把我吞噬。
我只是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对着天花板发呆。
我在想，陈立，你现在在哪？你过得好吗？
你还记不记得，有个叫王建民的傻子，曾经把全家人的命，都交到了你手上？
第四章 三轮车上的十年光阴
时间是个很奇妙的东西。
它能把最深的伤口，磨成一道淡淡的疤。虽然摸上去还是会有点感觉，但已经不会再流血了。
十年，足够发生很多事。
我们那片老筒子楼，早就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变成了一片片高耸的商品房。当年那些一起长大的街坊，也都星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渐渐断了联系。
我的儿子小军，从一个需要我扛在肩头的小不点，长成了一个比我还高半个头的的大小伙子。他很争气，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成了我和刘芬唯一的骄傲。
刘芬所在的纺织厂，最终还是没能撑住，倒闭了。她没有消沉太久，在小区附近找了个超市收银员的工作，每天站八个小时，一个月也能挣两千多块。
我们没有再吵过架。
那三十万，像一根扎在我们心里的刺，谁也不敢去碰。我们只是默默地，像两头拉着一辆破车的牛，低着头，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走。
而我，王建民，也从当年的王师傅，变成了街坊邻居口中那个“修东西的老王”。
我的三轮车，换了两个电瓶，补了无数次胎，车斗里的工具，也添了又添。
这十年，我修过上千个漏水的马桶，换过几百个失灵的开关，也为一个又一个被锁在门外的老人，打开过家门。
我的手，变得越来越粗糙，指甲缝里总是嵌着洗不掉的油污。但我的手艺，也越来越好。
哪家的线路老化了，哪家的水管接口容易松动，我闭着眼睛都能摸出来。
我不再是那个国营厂里，只懂一样技术的钳工。我成了水电工、木工、锁匠……成了一个解决别人生活里各种“小麻烦”的全能手。
我挣的都是辛苦钱，一块一块，十块十块，攒起来。
我们没能买上新房子，依旧租住在一个老旧小区的顶楼。夏天像蒸笼，冬天四面漏风。
但我用这双手，给小军交了每一笔学费，给刘芬买了她念叨很久的一件羊毛衫，也给我们这个风雨飘摇的家，换来了一日三餐的安稳。
有时候，骑着三轮车穿过城市那些宽阔的马路，看着路边林立的高楼和橱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我也会恍惚。
如果，当初那三十万没被骗走，我们现在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是不是也住进了明亮的大房子，开上了小汽车，刘芬也不用那么辛苦地站一天，我的腰也不会疼得像要断掉？
但这种念头，只是一闪而过。
生活没有如果。
我渐渐明白一个道理，人这一辈子，靠天靠地，都不如靠自己这双手。
钱没了，可以再挣。
家，只要人还在，就还能撑下去。
我甚至开始在我的手艺里，找到了一点小小的乐趣和尊严。
当一个老大娘握着我的手，感激地说“王师傅，多亏了你，不然我这老寒腿可熬不过这个冬天”时；当一个小伙子因为我帮他修好了电脑，兴奋地递给我一瓶冰镇可乐时，我心里会涌起一种踏实的暖意。
这种感觉，比赚多少钱都让我舒坦。
我不再恨陈立了。
或者说，我已经没有力气去恨了。
他就像我人生路上一个巨大的坑，我掉进去过，摔得鼻青脸肿，但我爬出来了。虽然身上留了疤，但我终究还是站起来了，继续往前走了。
我只是把他，连同那三十万，一起埋在了记忆的最深处，用十年的风霜，把它压得严严实实。
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人把它挖出来了。
第五章 沉默的巨兽与迟到的歉意
劳斯莱斯的车窗，降下一半。
陈立的司机，一个穿着白衬衫、戴着白手套的年轻人，探出头，礼貌地问我：“请问，您是王建民师傅吗？”
我木然地点了点头。
陈立从车上下来，径直朝我走来。
他身上的西装，料子好得我叫不出名字，在阳光下泛着低调的光泽。他手腕上那块表，我虽然不认识，但也能猜到，可能比我这辆三轮车加上我所有的家当都贵。
他变了，又好像没变。
眉眼还是当年的样子，但眼角的皱纹深了，眼神里的锐气和轻浮，被一种沉甸甸的东西取代了。
“建民哥。”他开口，声音有些沙哑。
十年了，这声“建民哥”，我以为我再也听不到了。
我没应声，只是把那个热水器，从三轮车上卸下来，重新放在地上。我需要找点事做，来掩饰我内心的慌乱。
“哥，我……”他似乎想说什么，但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周围开始有邻居探头探脑地看过来。一辆劳斯莱斯停在这么个破旧的小区里，本身就是个大新闻。
“找个地方，聊聊吧。”我终于开了口，声音比我想象的要平静。
他点点头，对我做了个“请”的手势，示意我上他的车。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一身的油污，摇了摇头，“我这三轮车，还能开。”
我没看他的表情，跨上我的三轮车，拧动电门，车子“嗡”的一声，像一头老黄牛，慢悠悠地朝前驶去。
那辆黑色的劳斯莱斯，就那么不远不近地，跟在我后面。
从后视镜里，我能看到那巨大的车头，像一个无声的提醒，提醒着我和他之间，那道横亘了十年的鸿沟。
我把他带到了小区附近的一家小饭馆。
这是我平时收工后，偶尔会来犒劳自己一顿的地方，一碗牛肉面，十五块钱，肉多，汤浓。
饭馆老板看到我身后的陈立和那辆停在门口的豪车，眼睛都直了。
我们要了个包间。
一坐下来，就是长久的沉默。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是该质问他这十年死哪去了，还是该骂他狼心狗肺？
最终，还是他先打破了沉默。
他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推到我面前。
“哥，这里是六十万。”
他说，“三十万是本金，另外三十万，是我这十年欠你的利息。”
我看着那个信封，牛皮纸的，鼓鼓囊囊，像是要被里面的东西撑破。
六十万。
十年前，他用这个数字，给我画了一个大饼。十年后，他把这个饼，变成了现实，放在了我面前。
可我心里，却一点喜悦都没有。
我没有去碰那个信封，只是抬起眼，看着他。
“为什么？”我问。
“为什么现在才回来？”
他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他给我讲了一个我从未想过的故事。
他说，当年他到了深圳，确实是想大干一场。但那个所谓的大老板，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骗子。他们签的合同是假的，租的厂房是临时借的，所谓的设备，也只是一堆破铜烂铁。
他投进去的三十万，加上他自己东拼西凑的几万块，不到一个月，就被那个骗子卷跑了。
“我当时，真的想死。”他看着我，声音里带着颤抖，“我没脸回来见你，没脸见我爸妈。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只能睡在天桥底下。”
他说，他在深圳的头两年，什么苦都吃过。在工地上扛过水泥，在饭店后厨刷过盘子，被人打过，也被人骗过。
“我每天都在想，我欠你的钱，我得还。”
后来，他跟了一个做工程的老板，从最小的杂工干起，因为肯吃苦，脑子也活，慢慢得到了老板的赏识。他学技术，学管理，学着跟各种人打交道。
他用了整整八年的时间，从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变成了今天这个身家千万的老板。
“哥，我发财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回来找你。”他说，“我知道，这点钱，弥补不了这十年对你造成的伤害。但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他讲完了，包间里又恢复了安静。
我静静地听着，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我设想过无数种可能，想过他可能是输光了，可能是做生意失败了，甚至想过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但我从没想过，他这十年，过得比我还苦。
我看着他，这个我曾经恨之入骨的兄弟。他的头发里，已经夹杂了不少银丝，眼角的疲惫，是再名贵的西装也掩盖不住的。
那股压抑了十年的火气，在这一刻，彻底熄灭了。
我只觉得，一阵说不出的心酸。
我们都老了。
都被生活，狠狠地修理了一顿。
第六章 三十万，与还不清的十年
我把那个信封，推了回去。
陈立愣住了，不解地看着我。
“哥，你这是……嫌少？”
我摇了摇头，从信封里，抽出了一半。我没有数，但凭手感，我知道，那大概是三十万。
“我只要我的本金。”我把剩下的一半，又推回到他面前，“至于利息，我不要。”
“为什么？”他急了，“哥，我知道这点钱不算什么，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陈立，”我打断了他，“你觉得，我这十年，能用三十万买回来吗？”
他沉默了。
我看着自己的手，那是一双布满老茧和伤痕的手。
“这十年，我老婆跟我分房睡了五年。我儿子上高中的时候，因为没钱给他买一部好点的手机，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我妈生病住院，我连个单间都舍不得给她开。”
我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这些，是三十万利息能弥补的吗？”
“你用八年时间，从一无所有到身家千万，你很了不起。我呢，我用了十年时间，学会了怎么用这双手，养活我的一家人。”
我把那叠钱，整整齐齐地放在桌子上。
“这三十万，是你欠我的，我收下。因为这是我应得的，是我老婆孩子当年该有的生活。至于剩下的，你拿回去。”
“这不是心意，这是在提醒我，我这十年，过得有多失败。”
我说完，站起身，准备离开。
手腕，却被他一把抓住了。
他的力气很大，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哥，对不起。”
他低着头，这个在外面叱咤风云的大老板，此刻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我真的……对不起。”
有温热的液体，滴在了我的手背上。
我的心，猛地一颤。
我认识陈立三十多年，从没见他哭过。
我叹了口气，重新坐了下来。
“都过去了。”我说。
那天晚上，我提着那三十万现金回家。
钱很沉，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口。
刘芬看到我带回来的钱，没有我想象中的激动和喜悦。她只是愣愣地看着，看了很久，然后，眼泪就下来了。
她哭得无声无息，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地往下淌。
我知道，她哭的不是这失而复得的钱，而是我们这被偷走的十年。
儿子小军也从房间里出来了，他已经是个大三的学生，比我们更懂事，也更冷静。
他走过来，轻轻地抱了抱我妈，又看了看我。
“爸，钱回来了，是好事。”他说，“别想那么多了，以后会好的。”
是啊，以后会好的。
第二天，陈立又来了。
这次，他没有开那辆扎眼的劳斯莱斯，而是开了一辆普通的本田。
他提着大包小包的礼品，站在我们家门口，局促不安，像个第一次上门的女婿。
刘芬开了门，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转身进了厨房。
我知道，她心里的那道坎，还没过去。
陈立把东西放在地上，搓着手，对我说：“哥，我想请你们一家人，吃顿饭。”
我本来想拒绝。
但看着他那满是祈求的眼神，我心软了。
“不用出去吃了。”我说，“就在家吧，让你嫂子随便做几个菜。”
那顿饭，吃得异常沉默。
陈立不停地给刘芬和小军夹菜，说着一些不咸不淡的客套话。刘芬始终没什么表情，只是偶尔“嗯”一声。
饭吃到一半，陈立突然站起来，从兜里掏出一张银行卡，放在小军面前。
“小军，这是叔叔给你的。你马上要毕业了，以后创业也好，买房也好，都用得上。”
小军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他妈，没有去接。
“叔叔，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他站起来，把卡推了回去，说得不卑不亢，“我爸这十年，虽然没给我留下什么钱，但他教会了我一件事，想要什么，就得靠自己的手去挣。”
那一刻，我看着我的儿子，眼眶湿了。
我觉得，我这十年，没白过。
陈立愣住了，他看着小军，又看着我，脸上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好，好孩子。”他喃喃地说，“比我强。”
第七章 一碗阳春面，敬过往
那顿尴尬的饭局之后，陈立没有再提钱的事。
但他开始以各种方式，试图“补偿”我们。
他托人给我找了个轻松的活，去一个物业公司当水电顾问，月薪一万，朝九晚五，还带双休。
我拒绝了。
我对他说：“陈立，我干了一辈子活，闲不住。再说了，我这点手艺，值不了那个价。我还是骑着我的三轮车，踏实。”
他又想给刘芬的超市投资，把那个小店面盘下来，让她当老板。
刘芬也拒绝了。
她说：“我当了一辈子工人，没那个当老板的命。现在这样，挺好。”
他似乎有些挫败，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微妙。他不再是那个消失了十年的“罪人”，但也不是当年那个可以一起喝酒撸串的兄弟。我们之间，隔着十年的光阴，隔着一辆劳斯莱斯和一辆三轮车的距离。
直到有一天，我修车的时候，不小心把腰给闪了。
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陈立不知道从哪听说了消息，风风火火地赶了过来。
他二话不说，背起我就往楼下走。他的身子骨，远不如我结实，背着我下六楼，累得他气喘吁吁，汗水浸湿了他那件名牌衬衫的后背。
在医院里，他跑前跑后，挂号，缴费，拿药，比我还紧张。
医生说，是老毛病了，腰肌劳损，得好好休养。
在病房里，他给我削苹果，果皮削得断断续续，远没有我利索。
我看着他笨拙的样子，心里突然有点想笑。
“你一个大老板，怎么干起这种活来了？”我调侃他。
他抬起头，很认真地看着我：“哥，当年我睡天桥底下，发高烧，是一个工地的工友，背着我去的医院。从那天起，我就知道，人不能忘本。”
那一刻，我心里的最后一点疙瘩，也解开了。
出院后，我主动给他打了个电话。
“陈立，有空吗？陪我出去吃点东西。”
我没让他开车来接我，我们约在了一个地方——我们小时候经常去的那家面馆。
面馆还是老样子，油腻腻的桌子，掉漆的墙壁。老板已经换成了当年的小伙子，看到我们，还认得。
“哟，建民哥，陈立！你们俩可是好久没一块来了！”
我们要了两碗阳春面，两瓶啤酒。
热气腾腾的面端上来，撒着碧绿的葱花，香气扑鼻。
我们谁也没说话，只是埋头吃面。
一碗面下肚，胃里暖了，话匣子也打开了。
我们聊起了小时候。聊我们一起掏鸟窝，一起下河摸鱼，聊当年为了一个姑娘打架，打得头破血流。
那些尘封的记忆，像老电影一样，一幕幕在眼前浮现。
我们都笑了，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哥，你知道吗？”陈立喝了一口酒，眼睛红红的，“我这十年，在外面，不管多难，只要一想起小时候，想起你，我就觉得，我得撑下去。我不能就这么当个孬种。”
“我回来，不光是为了还钱。我是想找回点东西。”
我看着他，“找回什么？”
“找回……我自己。”他苦笑了一下，“我现在有钱了，身边围着一堆喊我‘陈总’的人。可我总觉得，我还是那个从筒子楼里走出来的小混混，心里是空的。”
我沉默了。
我端起酒瓶，跟他碰了一下。
“都过去了。”我说，“人，总得往前看。”
他看着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哥，以后……我们还能是兄弟吗？”他问得小心翼翼。
我没有回答，只是把瓶里剩下的酒，一饮而尽。
然后，我拿起筷子，指了指他的碗。
“面，都快坨了。”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了。
那是我这十年来，第一次看到他笑得这么轻松，这么真实。
就像我们当年，还是两个什么都没有，却拥有一切的少年。
第八章 生活，继续向前
那三十万，我们最终还是用来买了房子。
不是什么高档小区，就在我们租住的这个老小区的隔壁楼，一套二手的三室一厅。面积不大，但格局方正，阳光很好。
拿到钥匙的那天，刘芬在屋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摸摸这，看看那，眼里的光，是我十年未曾见过的。
她说：“建民，我们有家了。”
我点点头，心里沉甸甸的。这个家，迟到了十年。
我们没有大肆装修，只是简单地刷了墙，换了地板。大部分的家具，都是从旧屋子搬来的。
搬家那天，陈立来了。
他没带司机，自己开着那辆本田，穿了一身普通的休闲装，像个邻家大哥。
他话不多，就跟着我们一起埋头干活。扛箱子，搬柜子，一身的汗。
刘芬给他递过去一条毛巾，说：“歇会儿吧，喝口水。”
陈立接过毛巾，咧嘴一笑，“没事，嫂子，这点活，不算啥。”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三十年前，那个跟在我屁股后面，帮我妈扛煤球的半大孩子。
新家安顿好后，我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我还是每天骑着我的三轮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车斗里的工具箱依旧叮当作响，我的手上依旧沾着油污。
不同的是，我的心里，踏实了。
我不再是为了生存而奔波，而是真真正正地，在做一份我喜欢，也擅长的工作。
我用那笔钱剩下的部分，把我的三轮车“升级”了。换了个大功率的电瓶，加固了车斗，还装了个小雨棚。我还印了名片，上面写着“王师傅专业维修”，下面是我的电话。
我的“生意”，越来越好。
有时候，陈立会开着他的车，在路边碰到我。
他会摇下车窗，冲我喊：“建民哥，去哪啊？我送你一程？”
我总是笑着摆摆手：“不用，我这车，方便得很。”
我们会像两个普通的朋友一样，在路边聊上几句。聊聊最近的天气，聊聊我儿子的学业，聊聊他公司里的烦心事。
他不再提要给我钱，也不再提要帮我安排工作。
他只是偶尔会带两条好烟，或者一瓶好酒，到我家里来，陪我喝两杯。
刘芬对他的态度，也渐渐缓和了。有时候，还会留他在家吃饭。
她会做他小时候最爱吃的红烧肉。
我们都知道，有些东西，回不去了。那十年的伤疤，会永远留在那里。
但我们也都明白，人不能总活在过去。
生活，终究要继续向前。
有一天，我收工回家，看到小军正趴在桌子上，写着什么东西。
我凑过去一看，是他的毕业论文。
题目是《论工匠精神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承与价值》。
他看到我，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爸，我写的，就是你。”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温柔地撞了一下。
我抬头，看到窗外的夕阳，正把最后一片余晖，洒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却温暖的家里。
我想，这或许就是生活最好的样子。
它不一定非要波澜壮阔，也未必需要豪车豪宅。
它只是，一家人，在一起。
有饭吃，有活干，有奔头。
至于那些失去的，那些遗憾的，就让它随风去吧。
毕竟，能用双手挣来的安稳，比任何从天而降的财富，都更让人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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