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近期举行的一场中欧经贸磋商，把混合动力汽车推上了舆论中心。8日和9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在北京举行，会上由王文涛与欧盟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进行两天会谈，最终形成一份包含16项内容的共识清单。其中关于混动汽车出口的安排，被广泛关注。
清单公布后，焦点迅速集中在中国混合动力车型对欧出口安排上。谢夫乔维奇在社交平台上公开表示，中国混合动力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出口量将减少一半，引发大量讨论。不少评论将其解读为单方面压力之下的被动妥协，但从这两年中欧汽车与原材料往来演变看，这一变化更像是在复杂局势中留下的一道“闸门”，而非简单的输赢叙事。
混动汽车如何成为当前谈判焦点，可以从之前的纯电动汽车争端说起。2024年10月，欧盟针对中国产纯电动汽车设定了新的措施，最高加征45.3%，执行期限为五年。当时不少观察人士预判中国车企在欧洲市场的扩张会被重挫，甚至有人认为欧洲市场大门基本被关上。
随后的产业反应，却走出了另一条路径。面对针对纯电动汽车的，中国车企调整出口结构，集中发力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而插电式混动车辆当时并未被纳入相关名单。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车企以混动技术和成本控制优势，迅速在欧洲市场打开新空间。
相关数据变化非常直观。2025年，中国对欧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55%。2026年7月，欧盟当月从中国进口插电式混动汽车数量超过5万辆，同比增加163%。今年上半年，中国品在欧洲销售插电式混动汽车达到20.8万辆，同比增长112%，市场份额超过三分之一。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品在西欧地区销售的插电式混动汽车数量首次超过了纯电动汽车。可以看到，在对纯电动汽车设限后，插电式混动成为中国品进入欧洲的重要通道，欧洲市场并未因而阻断中国车流入，只是车型结构发生了变化。
围绕混动车型的政策环境，欧洲内部也在调整。2025年12月，欧盟委员会撤回此前计划在2035年全面禁止销售燃油新车的政策，改为通过大幅减排的方式进行管理，允许插电式混动、增程式混动以及轻度混合动力车型继续销售。这意味着原本指望通过“禁燃令”推动一步跨入纯电时代的路径被重新审视。
这种调整与混动产品的竞争态势密切相关。欧洲车企原先的设想，是在燃油车领域凭借长期积累维持优势，同时通过燃油车退出时间表，将竞争焦点集中在纯电动领域。然而中国车企在发动机、变速箱、电机、电池等多个关键部件具备成熟能力，混合动力产品具有较强燃油经济性和成本优势，使过渡阶段的市场格局发生变化。欧洲希望通过强制时间表规划的电动化过渡阶段，逐步消化传统产能并向电动转型，但现实中，这一过渡期为中国混动产品在欧洲市场的快速扩张创造了机会。
与此同时，欧洲本土汽车产业面临较大压力。2025年12月，大众宣布关闭位于德累斯顿的透明工厂，这家拥有88年历史的企业首次在德国本土关闭工厂。2026年，大众又公布全球范围内裁员10万人的重组计划，背后是产能过剩、成本高企以及转型投入压力叠加。汽车产业链上游和下游的多重挑战，使欧方在谈及汽车进口安排时，需要兼顾产业、就业以及消费者成本等多重因素。
在这样的背景下，混动对欧出口减少一半的安排并非通过额外直接强制实施，而是在遵守世贸规则框架内形成的安排，更接近一种“自我约束式管控”。区别在于，如果是单方面措施，欧方通过加征成本限制出口，中国车企需要在不确定环境中谋求空间；而在自我限制框架下，中方通过调整出口节奏为对方产业调整预留时间，同时掌握未来节奏的调控空间。
在当前欧洲市场上，中国混动产品以性价比见长，吸引了大量消费者选择。若短期内完全阻断此类车辆进入，可能推高欧洲汽车价格，并对通胀形成一定影响，成本最终会传导至当地消费者。通过协商形式设定出口调整规模，既回应了欧方对市场冲击的关切，也保留了后续调整的余地。
围绕这次共识，第二个重要版块与稀土及永磁材料有关。2025年4月，中国收紧了七种稀土以及永磁体的出口管制。此举在欧洲引发较大关注，与其在全球相关供应链中的位置密切相关。根据国际能源署2024年的数据，中国在全球稀土精炼环节的占比达到91%，烧结永磁体产量占全球总量的94%。这一比例针对的是精炼和材料环节，而非简单的矿山开采，占比体现的是长期积累的分离、提纯及材料制造能力。
永磁材料在新能源汽车电机、风电设备、机器人以及部分精密仪器中都属于基础性部件。跨国企业和地区产业链高度依赖稳定的永磁材料供应，使得稀土相关政策调整的外溢影响较大。
从资源禀赋看，欧洲并非完全缺乏稀土矿产。瑞典基律纳地区拥有目前欧洲探明储量较大的稀土矿床，挪威也在推进相关项目。不过，根据项目规划，瑞典相关矿山预计要到2030年代才具备大规模量产能力，挪威项目计划在2031年投产，初期只能覆盖欧盟约5%的需求。矿产开发中的环境评估、原住民权益协调、建设施工以及生产调试多个环节耗时较长，使短期内难以对现有供应体系形成替代。这也是欧洲议会在2025年7月通过决议，公开呼吁中国取消相关限制的重要背景之一。
在这次中欧共识清单中，围绕稀土与永磁材料的安排尤为关键。文件中写明，中方将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和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这意味着，审批通道和审核节奏掌握在中方监管部门手中，根据双方关系和实际需求灵活调整。绿色通道存在与否，以及审批效率快慢，直接影响欧方相关产业链原料供应节奏。
作为对价，欧方在文件中提出，将为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这些表述多采用“个案”“便利”等柔性措辞，没有形成类似稀土绿色通道那样紧密绑定原料供应的刚性约束。从实际作用看，一方面是对中方汽车出口设定节奏，另一方面则是在关乎风电、新能源汽车电机及相关精密制造的重要材料供应上，确保通道顺畅。
这种安排使双方在不同领域拥有各自关注的重点。对欧方而言，如何在新能源与传统汽车叠加转型阶段稳定产业链，并处理本土车企面临的成本与产能压力，是制定及进口政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对中方而言，稳定稀土及永磁材料出口秩序，同时在关键领域保留调节空间，是维护产业链安全的重要工具。
此次磋商还设定了后续安排。双方约定在2027年3月举行第三次例会，并在此前的1月安排一场部长级视频会议，让沟通机制常态化。从节奏看，中欧在经贸争议较多的情况下，仍通过例会和视频会议保持政策对话，减少因误判造成的波动。
中欧之间的产业关联度较高，尤其在汽车、电机以及新型能源设备领域，供应链交织紧密。这种结构使双方在处理贸易争议时，更倾向于通过谈判设计阶段性安排，而不是简单中断往来。欧方在公共舆论层面维持“去风险”表述的同时，仍然在多个渠道积极就产业链合作进行谈判，中方则利用现有产业体系优势，有针对性地安排出口结构和原材料审批节奏。
在当前产业体系中，欧洲重要筹码在于拥有规模可观的消费市场和成熟的品渠道，中国的优势则体现在完整的制造产业链、规模化供应能力以及在稀土精炼和永磁体生产领域的较高占比。市场可以在不同区域之间重新配置，而大规模精炼和材料制造能力的建设周期较长，短时间内难以复制。
围绕混动汽车出口减半、稀土绿色通道等内容形成的这一轮共识，既涉及终端汽车产品在欧洲市场的布局，也覆盖上游原材料供应与审批安排。当前这一组合安排更多体现阶段性平衡：在汽车终端产品上通过出口节奏调整为欧洲产业提供缓冲，在原材料供应上通过审批机制保障关键行业运转，同时双方预留空间，通过后续例会继续根据市场和产业状况调整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