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任第一天，一个局长拍我车窗骂这车位你配停吗，第二天全市大会他认出我，整个人僵在椅子上
1
车门还没关上，一只手拍在了玻璃上。
三下，很重，拍的正好是我耳朵边上那块。
我按下车窗，冷气一下被外面的热气顶开。
一张脸探进来，四十多岁，下巴刮得发青。
“这是我的专属车位，你也配停？”
他喊得不响，但一个字一个字都咬得很死。
我看了看倒车镜，车头压着黄线，压得很轻。
“我这就挪。”我说。
“挪什么挪。”他把手伸进来指我的鼻子，“你哪个单位的？”
我没答。我把挡位挂回来，车往前挪了半米。
他在车头前面跟着走了半米，脚踩在黄线上。
“B 区最里侧三个位，编号是 003、004、005。”
“你停的是 005。”
“005 是我赵铁桥的，写了名的。”
他抬手往墙上一指。墙上挂着一块小铁牌。
牌子上涮着两个字：专用。底下是一行小字，字很旧。
我推开车门下车，脚跟落地的声音在车库里显得很空。
他往后退了半步，两只手插在裤兜里，肩膀横着。
“你是新来的吧？”他上下看我一遍，“新来的都这样。”
“把车停这儿，进去喝杯茶，以为自己也算个人物。”
司机小魏从后座下来，手里的钥匙串响了一下。
“赵局。”小魏叫了一声，声音很小。
“你认识我。”赵铁桥扭头看他，“那你告诉你们这位——”
他把“这位”两个字咬得很长。
“——告诉你们这位，B 区这三块牌子是谁挂上去的。”
小魏没说话，把钥匙串攥进了手心。
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是市委办公厅给的车位单。
单子上写着：临时使用，B 区最外道，无固定编号。
我把纸折回口袋，没有递过去。
“是我停错了。”我说，“我记下你的车牌。”
他的车牌就贴在我眼前，蓝底白字，临A·86X21。
我掏出手机，把这七个字拍了下来。
他看见我拍照，笑了一声，笑声在车库里撞了两下。
“拍，你拍。”他说，“你拍完回去问问，赵铁桥是谁。”
他走的时候，皮鞋在水磨石地上踩出一串很响的声音。
拐角处有一辆黑色轿车停着，他没有上车，从它旁边走过去。
小魏盯着那辆车的尾灯看，一直看到灯灭。
“程书记，那个位子——”
“上车。”我说。
车倒出 B 区，往最外道去。路上我数了一下，B 区一共 46 个位。
挂“专用”铁牌的，只有三块。
我把车窗摇下来一点，热风灌进来，吹在脸上很实在。
到电梯口的时候，我听见后面有人喊了一声赵局。
我没有回头。
食堂二楼包间的窗户开着，能看见市委大院里的那排香樟。
冯德海给我盛了一碗汤，推到我手边。
“第一天，没人认出您，是好事。”
他说话的时候不看我，看汤碗。
“那个姓赵的，认出你了吗？”我问。
冯德海的手停在勺子上，停了两秒。
“没有。”他说，“他要是认出来了，刚才在下面就不是那个语气。”
“那你告诉我，B 区那三块牌子，是谁挂的。”
他把勺子搁下，拿餐巾擦手，一根一根地擦。
“挂了很多年了。”他说，“挂的时候我还没调来。”
“现在谁在用？”
“建设局用一块，规划院用一块，还有一块空着。”
“空着的那块，牌子上写谁的名？”
冯德海抬起头，第一次正眼看我。
“写的是建设局。”他说，“但不是赵铁桥一个人的意思。”
“车库是公共资源，车位是公家的。”我说。
“是公家的。”他点头，“可车是私人的，人也是本地的。”
“您是空降来的，程书记，这话不好听，是实话。”
我拿起汤碗喝了一口，汤是温的，油花浮在上面。
“近三个月，B 区的车位使用登记，我要一份。”
冯德海的手指在桌子上敲了两下。
“登记表在保卫处，一个月一交，交上来就归档。”
“归档在哪？”
“办公厅档案柜，第三排。”
“今天下午三点前，放我桌上。”
他点了头，又补了一句：“程书记，我提醒您一句。”
“第一天到任，先动车库，传出去不好听。”
“传出去，是怎么传？”我问他，“是传我抢位子，还是传有人占着公家的位子挂私牌？”
他没接这句。他起身去开窗，把窗子推开一条缝。
“您父亲——”他说了三个字就停住了。
我放下碗。
“我父亲怎么？”
“没什么。”他把窗子推回去，“我记错了。”
包间里安静了大概五秒钟，只有走廊上的脚步声。
“冯秘书长。”我说，“我姓程，临江姓程的不少。”
“是不少。”他说，“是我多嘴。”
他坐回来，把那份汤端走，换了一壶茶。
茶倒进杯子的时候，他手很稳。
我问他要电话，他把办公厅值班表抄给我，字写得很小。
走出包间的时候，我在楼梯口看见了小魏。
小魏手里攥着一样东西，是那串钥匙。
“登记表的事，你别跟人说。”我对他讲。
“我知道。”他说，“程书记，B 区那个位子，去年有个人停过。”
“谁？”
“去年三月，一个副市长的车停过一次，停了两个小时。”
“后来呢？”
“后来那个位子就被拿红漆划了一道线。”
我们下楼梯，皮鞋踩在台阶上，一下一下的。
建设局档案室在六楼，走廊尽头，门口堆着两个纸箱。
值班的是个小伙子，胸牌上写着陈，二十出头。
我把工作证递过去，他两只手接，接住之后又不知道该看哪儿。
“临交变 2003-11 这一号文件，在你们库房吗？”
“在……应该在。”他说，“得查登记本。”
“查。”
他转身去开柜子，钥匙插了两次才插进去。
登记本是线装的，纸边发毛。他翻到后面几页，手指停住。
那一页被人撕掉了，剩下半截毛边，像被咬了一口。
“这页呢？”我问。
“我不知道。”他的声音低下去，“我来的时候就这样。”
“你什么时候来的？”
“去年九月。”
“库房的门锁是什么时候换的？”
他抬眼看我，眼睛往走廊那边瞟了一下。
“前年。”他说，“换的是新锁，三保险的。”
我伸手去摸那把锁，锁体是亮的，没有锈。
走廊尽头传来电话铃声，响了四声，他跑过去接。
“喂——赵局。”
他背对着我，肩膀缩起来，说话声音压得很低。
“有个……有个领导在。”
“要查 2003 年的文件。”
他把听筒递过来，手伸得很直。
“他……他说要跟您说。”
我接过听筒。里面的声音很稳，带着笑意。
“哪位啊？”赵铁桥问。
“市委的。”我说，“程越。”
对面停了一秒。
“程……您好您好。”他说，“您看这事闹的，中午那个车位——”
“车位的事不在这儿说。”我打断他，“2003 年的会签文件，为什么不在档案室？”
“哪一份啊？”
“临交变 2003-11。”
“这个号我记不住。”他说，“这样，明天全市大会，我给您带上。”
“明天上午九点。”
“明天上午九点。”他重复了一遍，“您放心。”
“还有一件事。”我说，“谁来查库房，都得先找我——这话是你说的？”
他笑了两声，笑得很短。
“小陈不懂事，瞎说的。”
“他没瞎说。”我说，“他刚才跟我说，我来之前，这扇门三年没开过。”
“那不对。”他说，“前年换锁的时候开过。”
“换锁为什么不换登记本？”
电话那头静了三秒，我听见他那边有人在说话，说的不是临江口音。
“程同志。”他把称呼换了，“档案的事归档案管，我这边开会，先这样。”
电话挂得很快，听筒里剩下嘟嘟的声音。
小陈站在我旁边，两只手绞在一起。
“他挂你电话，你怕什么？”我问他。
“他不是挂我。”他说，“他是知道了。”
我们两个站在库房门口，屋里一股纸和樟脑的味道。
我伸手把登记本折了个角，记下撕痕的位置：第 47 页。
临时住处在市委后院的老楼，两室一厅，家具是前任留下的。
林萍正在拆一个纸箱，箱子上写着“餐具”。
“你第一天就把人得罪了？”她问。
“得罪的是谁我都还没弄清。”我把外套挂在门后。
“群里今天下午开始传一段视频。”
她把手机推到我面前。
视频拍得很抖，拍的是车库，一只手拍在车窗上。
我自己的脸在里面，只有半个侧面。
底下配了一行字：新书记抢位子，被老局长当场教育。
转发数在往上跳，三万，三万二。
“谁发的？”我问。
“最早是一个本地生活号，晚上六点四十发的。”
我坐在沙发上，把手机拿远了看。
拍视频的角度在车头右前方，站在那儿的人不超过两个。
“小魏。”我拨了电话，按了免提。
“程书记。”他接得很快。
“车库有监控吗？”
“有三路，B 区两路，出入口一路。”
“去问保卫处，今天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录像，调出来存一份。”
电话那边安静了一会儿。
“我问了。”小魏说，“保卫处说，七点二十左右跳了一次闸。”
“什么闸？”
“机房那路。跳闸之后有一段是空的，大概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我重复了一遍。
“是。”他说，“他们说是老毛病，上个月也跳过。”
“上个月什么时候跳的？”
“上个月三号。”
“上个月三号，谁的车停过 B 区 005？”
“我明天去查登记表。”他说，“程书记，还有一件事。”
“今天在车库拐角那辆黑车，我认得。”
“谁的？”
“建设局的车，牌号是临A·86Z07。赵铁桥平时坐的是 21，这辆是……”
他停了停。
“这辆是给外人用的。”
林萍把纸箱的盖子按下去，箱子里的碗碰了一下。
“程越。”她说，“你是来当书记的，还是来查案的？”
“我先打个电话。”我说。
我翻到韩敬堂的号码，这个号我存了三年，一次没拨出去过。
第一遍，响到第七声，没人接。
第二遍，响到第三声，被挂断了。
我把手机放在茶几上，屏幕暗下去。
“他是谁？”林萍问。
“我爸的老部下。”我说，“市政府副秘书长。”
“三年前我走的那天，我答应过他一件事。”
“什么事？”
我没有答。窗外的路灯正好亮起来，光照在楼下那排香樟的叶子上。
手机屏幕又亮了一下，是一条短信，号码是陌生的。
就四个字：明天开会。
2
办公厅档案柜第三排，登记表只有两份。
三月的压在下面，纸是新的；上面那份今年七月。
我翻开七月，在 005 那一行找。
从一号到三十一号，写了十九次“建设局”。
其中十四次后面括号里补了三个字：赵铁桥。
我把两份都拍下来，放回原位。
八点四十，冯德海敲门进来，手里捏着一张名片。
“今天大会，九点开始，您的座次在第一排中间。”
“赵铁桥坐哪？”
“建设局在第四排靠边。”
我点头，把名片翻过来，背面写着一行小字。
是昨晚那条短信的号码。
“这个号是谁的？”
冯德海看了一眼，喉结动了一下。
“小陈的。”他说，“建设局档案室那个小陈。”
“他昨晚给我发短信，说今天开会。”
“他不敢。”冯德海说，“这话我说出来您可能不信。”
“那你替我问他。”
“问不了。”他把名片收回去，“小陈今天请假了。”
我把笔放下，看着他。
“冯秘书长，昨天下午三点前我要的登记表，你没给我。”
“保卫处说表在办公厅。”他说，“办公厅说在建设局。”
“车是建设局的，位子是谁的？”
“位子是车库的。”他说得很慢，“车库归机关事务管理局。”
“机关事务管理局归谁管？”
他没有立刻答。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笔，在名片背面写字。
写完推给我。
纸上写着：分管副市长 去年退休。
“退休了，事情就悬着。”我说，“悬着的东西，谁碰算谁的。”
“程书记。”他把声音放低，“今天是您第一次上主席台。”
“全市两百多号人在下面看。”
走廊里的铃响了第一遍，是会议预备铃。
我起身，把两页纸折好塞进上衣内袋。
“还有一件事。”冯德海站在门口，“小魏昨天问保卫处要监控，今天早上被叫去谈话了。”
“谁叫的？”
“保卫处处长，说是核实情况。”
“谈了多久？”
“四十分钟。”
我没说话，直接往楼梯口走。走到一半我回头问他。
“他问的是什么？”
“问小魏是哪年进市委的，谁介绍来的，一个月多少钱。”
第一遍铃响完，第二遍铃跟着来了。
北延段工地离市区十七公里，开车过去要二十五分钟。
我在三号桥墩下停住，脚下是碎石和新铺的沥青。
一个戴黄帽子的人从板房里出来，拦住我。
“上面不让进。”他说，“您是哪个单位的？”
“市委的。”
“哪个部门？”
“我先问一句。”我说，“三号墩什么时候浇的最后一段？”
他把帽子往上推了推，露出额头上一道疤。
“前年四月。”他说，“通车前一个月。”
“你叫什么？”
“周。”
“你在这儿干了几年？”
“九年。”他说，“从挖第一锹土就在。”
我绕开他，走到桥墩根上。混凝土的颜色分两截。
底下那截发灰，长了青苔；上面那截发白，很新。
我伸手摸了一下分界线，手指上是一层白粉。
“这一块补过。”我说。
老周在我背后站住，两只手插进裤兜里。
“补过。”他说，“前年三月，停了十一天，回来就补。”
“停工的十一天里，有人在下面埋东西吗？”
他没答。他回头看了一眼板房那扇小窗。
“三号墩底下有个钢筋笼。”他说，“按图纸该有二十二根主筋。”
“实际多少？”
“不清楚。”他把帽子摘下来捏在手里，“验收单上写的二十二。”
“我问的是实际。”
“您得有搜查的文书。”他说，“我一个监理，签过字的都在本子里。”
“本子在哪儿？”
“在市建设局。”
风从桥面上吹过来，带着砂石的味道。
一辆渣土车从旁边的便道上开过去，司机按了一声喇叭。
“司机。”我指着那辆车问，“这是谁的车？”
“砂石公司的。”
“哪家？”
“北延建材。”
“老板是谁？”
老周把帽子戴回去，帽檐压得很低。
“您查这个干什么？”他反问，“您查路，还是查人？”
“我查一张纸。”我说，“临交变 2003-11。”
他退了一步，脚跟踩进碎石里。
“这个号我听过。”他说，“三年前有个人来问过。”
“也是市里的。”他说，“问完就被调走了。”
“叫什么？”
他摇头。渣土车倒车，黄色警示灯在两个人中间转。
“明天大会散了以后，你到市委找我。”我说。
“我不去。”他说，“我去了，我这份工就没了。”
“你一个月多少？”
“两千六。”
“三号墩的补块是什么时候开的？”
“前年三月十号开的，二十号浇的。”他说，“这个我记得清。”
我把这两个日子记在手机备忘录里，编号写的是 0310 和 0320。
大会散场是十一点半。我留在第一排没动。
人从两边走，第四排靠边那个位子空了，人绕过来了。
赵铁桥走到我面前站定，手里夹着一个牛皮纸袋。
“程书记。”
他叫得很稳。他的领带今天换了一条，深红。
“会开得怎么样？”我抬头看他。
“挺好。”他把纸袋放在桌上，“这是您要的文件。”
我没去碰纸袋，先看他的脸。他脸上没有一点昨天的痕迹。
“昨天在车库，您没认出我。”我说。
“没认出来。”他说，“您也不像。”
“哪不像？”
“五十岁的书记，一般下车都有人给开门。”他说，“您自己推的门。”
他把纸袋往前推了两厘米。
“里面是复印件。”他说，“原件在库房，封着的，走手续要一周。”
“为什么只有复印件？”
“档案管理规定。”他说，“谁都得这样。”
“登记本第 47 页是谁撕的？”
他挑了一下眉。
“什么 47 页？”
我把手机推过去，屏幕上是那半截毛边。
他看了大概三秒，把手机推回来，用两根手指。
“我不知道这事。”他说，“档案室三个人，我管不了他们的手。”
“你昨天电话里说，谁来查库房都得先找你。”
“我说的是流程。”他笑了一下，“不是权力。”
食堂的师傅开始收桌子，铁盘子碰铁盘子。
“程书记，您父亲是不是在交通局待过？”
他问这句话的时候手里在拆纸袋的封口，没抬头。
“待过。”我说。
“程立山总工。”他说，“我认识。他给我批过一次预算。”
“什么时候？”
“二十年前。”他把复印件抽出来，放在桌上，“那会儿他快退了。”
复印件只有一页，是会签单的封面。
编号：临交变 2003-11。
底下“同意”两个字很清楚，签名的字迹我认得。
我在这个家里看了三十年那个签名的尾巴。
“这一页不是原件。”我说。
“是复印件。”他把纸收回纸袋，“原件在库房。”
“我要原件，而且我要你本人带我去取。”
“可以。”他说，“明天上午九点，我在建设局门口等您。”
他收好纸袋，转身的时候，把椅子往里推了一下。
走廊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把手机屏点亮。
那张纸袋的照片上，封口胶带贴了三层，最里面那层是旧的。
一个复印件，不需要贴三层胶带。
我把照片存了，起名叫“两层旧的”。
老小区在临江大道南边，六层没电梯，楼道灯是声控的。
韩敬堂住在四楼，门开着，人坐在小马扎上剥花生。
“你来了。”他没抬头，“我等了三年。”
“进去说。”
“就在这儿说。”他把花生壳丢进一个铁盒，“楼道里凉快。”
我把手里的东西递过去，是两张打印的登记表。
他没接。
“三年前三月十四号，你走的第二天。”他说，“我被叫去谈话。”
“谈什么？”
“谈你父亲签字的事。”他把一颗花生仁放进嘴里，“谈了六个小时。”
“谈了六次？”我问。
“不是六小时。”他抬手比了一下，“六次，前后四个月。”
他把手放下去，掌心在裤子上按了按。
“两次停职。”他说，“加起来十四个月。”
“这些我后来才知道。”
“你知道。”他说，“你只是没回来。”
铁盒里的花生壳堆到了边沿。楼道里有户人家在放电视。
“那份签字，是谁送进档案室的？”我问。
“你父亲自己。”他说，“三月十一号下午，他拄着拐去的。”
“他为什么去？”
“因为有人告诉他，北延段要开工了。”韩敬堂抬起头，“他不肯让路从三号墩上过。”
“那底下埋着东西。”他说，“你父亲是总工，他知道那底下是什么。”
“是什么？”
“你去问赵铁桥。”他把铁盒往旁边一推，站了起来。
“老韩。”我叫他。
他从上衣内袋里抽出一张纸，拍在我怀里。
是一张停职通知，日期三年前七月，落款盖着红章。
“这上面写着‘工作失误’。”他说，“四个字，我背了三年。”
“你想要什么？”
“我想听你怎么查。”他盯着我，“当着我的面，说一遍。”
“我不查我父亲。”我说，“我查这张纸到底是怎么进了档案室。”
“那你父亲呢？”
我没答。楼梯下拉了一声电灯，声控的，又灭了。
“明天大会上，赵铁桥要做典型发言。”他说。
“谁定的？”
“市里定的，报上去的名单里有他。”
“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打了十一个电话。”他说，“你一个没接。”
他把这张纸的复印件折好塞回口袋，转身进屋，门带上。
我在楼道里站了一会儿，把那张停职通知的原件折起来。
折的时候我发现背面有铅笔字，很淡，是三个数字。
0311。下面画了一道横线。
3
三号墩下有一台空压机，停了电，管子盘在地上。
老周拿了一根撬棍过来，是那根平时撬模板的。
“敲三下。”我说。
他抡起来，往补块上敲。第一下，闷的。
第二下，声音变了，是空的。
第三下他没敲，把撬棍立在地上，两只手压在棍头上。
“空的。”他说。
沈可站在旁边，录音笔对着我，红灯亮着。
“程书记。”她开口，“您是在查案，还是在查您父亲？”
“两件事。”我说。
“哪一件先？”
“先查这张纸是怎么进档案室的。”
“那纸上的名字呢？”
“最后再说。”
她往前一步，鞋底在碎石上蹭了一声。
“我昨天采访了一个人。”她说，“他说三年前三月十号，工地进了二十七车钢筋。”
“进到哪儿？”
“三号墩。”她把手机递过来，是一张模糊的送货单。
单子上写着日期 0310，数量 27 车，签收人一栏空着。
“谁给你的？”
“我不能说。”她把手机收回去，“我只想问，您敢不敢发。”
“发什么？”
“把三号墩挖开。”
老周在旁边咳了一声，咳得很用力。
“挖开要多少钱？”我问。
“不知道。”她说，“但我知道下面有东西，不是钢筋。”
“你怎么知道？”
“我下去过。”老周说，“前年浇完第三天的夜里，我下去过。”
他把撬棍往地上一插。
“我看见一个铁皮箱。”他说，“半人高，刷了红漆。”
“在哪个位置？”
“从墩子中心往北数第四根桩。”他说，“现在埋在混凝土里。”
“里面是什么？”
“我没打开。”他说，“我上去以后，板房里的灯灭了。”
风把板房顶上的铁皮吹得响。渣土车又过了一辆。
“你今天为什么肯说？”我问老周。
“因为停工这十一天，是我签的字。”他说，“签完我就成了责任人。”
他把手从撬棍上拿开，掌心有一道红印。
“程书记，我五十了。”他说，“我干了九年，攒了七万三。”
“赵铁桥找你谈过？”
“前天谈过。”他说，“他说只要我不作证，工地上的活还给我留着。”
“你怎么答的？”
“我说我考虑。”他弯腰把撬棍捡起来，“这是他的原话——‘您这年纪，别站错队’。”
沈可在小本子上写字，笔尖按得很重。
“录音给我留一份。”我说。
她把录音笔递过来，电池盖松了，我用指甲按回去。
市财政局在市民中心十一楼，走廊里挂着去年的预算公示牌。
局长姓吴，进门先递烟，我摆手。
“北延段 1.1 万户的过渡费台账，我要看拨付记录。”
“拨了。”他说得很快，“2480 万，分三笔。”
“什么时间？”
“前年五月、七月、十一月。”
“拨给谁？”
他翻鼠标，屏幕的光照在他半边脸上。
“建工集团。”他说，“走的是专户。”
“过渡费的专户怎么会是建工集团的？”
“代发。”他说，“找施工方代发省钱，市里以前都这么干。”
“1.1 万户，每户每月多少？”
“八百。”
“什么标准定的？”
“三年前定的。”他停了一下，“市里开会定的。”
“会议纪要呢？”
他抬头看我，手还放在鼠标上。
“这个得找办公厅。”
“你手上有三笔的付款凭证吗？”
“有。”他按了一下内线电话，“小林，调 2003-11 的专户流水。”
审计科的小林抱着一个档案盒进来，盒子上贴着三张标签。
他把流水按月份摆在桌上，一共十四页。
我用手指顺着往下划，划到第二笔的时候停住。
七月那笔是 820 万，收款方写的是北延建材。
“这不是建工集团。”我说。
吴局长的烟在指间转了一下。
“这家是分包。”他说，“代发的公司可以再分包。”
“为什么七月走了另外一条线？”
“我不清楚。”他说，“经手人去年调走了。”
“调哪去了？”
“调去了建设局。”
小林站在旁边，手指压着档案盒的一角。
“这个人的名字。”我说。
“赵。”小林开口，又停住，“赵铁桥的侄子。”
屋里安静了两秒。吴局长把烟按进烟灰缸里。
“小林，你出去。”
小林抱着盒子出去，门带上。
“程书记。”吴局长把手放在桌上，“我提醒您一件事。”
“说。”
“北延段的账，三任财政局长看过。”他说，“都是这么走的。”
“你是第四任。”
“我是第四任。”他点了一下头，“我上任第一天，有人请我吃饭。”
“谁？”
“我不说。”他把烟盒扣上，“这盒烟您拿着，我戒了。”
我没接烟。我把十四页流水的编号抄在纸上，一共 14 项。
走到电梯口，小林追出来，塞给我一张便条。
上面写着：第二笔的实际发放额是 700 万，差额 120 万。
建设局三楼会议室，赵铁桥坐在长桌的另一头。
桌上摊着一份名单，A4 纸，正反面都印满了。
“这是 1.1 万户的名单。”他说，“我昨天晚上让人打了三遍。”
“三遍干什么？”
“两遍会漏人。”他把名单推过来一半，“您看第三页。”
第三页第一百多行，写着“周姓，男，过渡费 800，补发 0”。
“这个老周。”我说，“你认识。”
“我认识二三十个老周。”他说，“这一页上姓周的有一千多个。”
“你前天找他谈过。”
“谈过。”他承认得很快，“我给他留活干，他一个月两千六。”
“他还说了什么？”
“他说您在挖桥墩。”赵铁桥把双手摊开，“程书记，我们算一笔账。”
“你要查的是一张纸。”
“我要保的是一万一千个人过年。”
他把手掌按在名单上，压出两个印子。
“路通了两年。”他说，“沿线的门面涨了四成，一万一千户去年拿了 2480 万过渡费。”
“你要翻这一页，谁先把这 2480 万吐出来？”
“吐不出来，就得市里补。”
“市里补得起吗？”
他把手收回去，靠在椅背上。
“程书记，你父亲这一张纸，值不了 2480 万。”他说，“值不值，你心里有数。”
我伸手把名单转过来，翻到后面的签名页。
签名页只有七个名字，都是处室负责人。
“验收单上的主筋 22 根。”我说，“谁签的？”
“我签的。”
“实际是多少根？”
“我不知道。”他说，“监理签了，我就签了。”
“老周说下面是空的，里面有一个铁皮箱。”
赵铁桥笑了一下，笑得很短。
“他要是敢这么说，我建议您带他去测谎。”他站起来，“另外，档案室我今天下午封了。”
“封了？”
“封条上盖的是建设局的章。”他把钥匙串从抽屉里拿出来，放在桌上，“钥匙给您。”
“你要什么？”
“全程录像。”他说，“从现在起，您进的每一次库房，都要有第三个人在场。”
“可以。”
“还有。”他补了一句，“封存期间出的任何问题，都不是我经手了。”
他把钥匙推过来，钥匙上挂着一块塑料牌，牌上是 603。
我办公室的灯坏了一格，剩下的两格发黄。
沈可坐在对面，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录音笔放在桌上。
“里面是那天晚上的东西。”她说。
“哪天晚上？”
“车库被拍那天。”她按了一下播放键。
声音先是电流声，然后是几个人的脚步。
一个男声说：“拍清楚了没有？”
第二个男声答：“拍清了，车牌也都拍上了。”
“发哪个号？”
“不发号，先给一个人。”
录音到这儿断了，沈可按下停止。
“后面呢？”
“后面被他关了。”她说，“给我这个的人，是个跑腿的。”
“他要什么？”
“要钱。”她说，“五千，分两次给的。”
“你打算怎么用？”
“我不发。”她把录音笔推到我这一侧，“我要您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带我进常委会。”
“进不去。”
“那就带我见韩敬堂。”
我看着她。她把录音笔往我手边又推了一厘米。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答应？”
“凭我是唯一一个手里有原件的人。”她说，“视频的原始文件在我这儿，那个号上发的是压缩过的。”
“你为什么不直接发出去？”
“发了，我就成了发视频的人。”她说，“我不想当那个人。”
我拿起录音笔，掂了掂，塞进抽屉。
“你回去把原始文件拷两个盘。”我说，“一个给纪委，一个你自己留着。”
“不给我？”
“我没资格拿。”我说。
她站起来要走，走到门口回头。
“程书记，昨天有人在我家楼下站了四十分钟。”
“什么人？”
“两个人，穿夹克。”她说，“今天早上我妈买菜回来，说楼道的灯坏了。”
她走了以后，我拿起手机，翻到父亲老同事的号码。
交通局退休的老工程师，姓郑，六十八岁。
第一遍响到第五声，接了。
“郑工，我是程越。”
电话被挂断了，只留下很轻的一声。
我又拨了一次，这次只响了一声就被按掉。
我把手机放平在桌上，屏幕朝上。
抽屉里的录音笔还在，红灯没亮。
4
档案室 603 的封条是新的，胶带压得笔直，边上还起了泡。
我用钥匙开锁，赵铁桥站在我身后半步，手机举着。
“第三个人呢？”我问。
“在楼下登记。”他说，“录像从进门开始。”
库房里一共九排铁柜。最里侧那排的柜门开着一条缝。
我走过去拉开。里面是空的，一格一层，落着薄灰。
“这柜子原来是放什么？”
“2003 到 2005 年的变更文件。”档案员说，“一共 46 卷。”
“现在剩多少？”
“十二卷。”
我把登记本从旁边的架子上拿下来，翻到第 47 页。
那一页就是被撕掉的那一页，前面一行的编号是 2003-10。
后面一行是 2003-12。
“46 卷，丢了 34 卷。”我说，“登记的借阅记录呢？”
档案员把另一本本子递过来，封皮上写着“借阅登记 2003—2006”。
我翻到 2003 年三月。
三月十一号那一栏，字是钢笔写的。
借阅人：程立山。事由：核对变更。份数：一卷。
“只有一卷？”
“本子上写的是 一卷。”档案员说，“这一卷借出去三年，没还。”
赵铁桥在我后面开口。
“程书记，这跟您父亲有关，您得回避。”
“我回避不回避，你说了不算。”
“那谁说了算？”
“省里。”
我把借阅登记翻到最后一页，纸角上有个印子，像是泡过水。
印子下面有三个字：已归档。
“这卷是什么时候“已归档”的？”
“三年前七月。”档案员说，“那会儿这屋子锁过一次。”
“锁过多久？”
“两个月。”他说，“回来以后，很多卷都换了袋子。”
我把 2003-10 和 2003-12 两卷调出来，摆在桌上。
10 卷的封面是老式的，纸发黄，手写的编号。
12 卷的封面是新的，编号是打印的。
“12 卷是重装的。”我说。
“重装过一批。”档案员说。
我把手机拿出来，对着两卷各拍了一张。
拍完我才发现，12 卷的封面上有一枚很浅的骑缝章。
章压在两页相接的地方。那说明这卷被拆开过。
赵铁桥把手机收了，录像停止。
“看完了？”他问。
“看完了。”我把钥匙放进兜里，“钥匙我先拿着。”
“随您。”他说，“我明天上报省里，说您单独进过库房。”
本地生活号的注册地在城西，一间网吧二楼。
网吧没开门，卷帘门拉下三分之一，网管在里面拖地。
沈可蹲下来跟里面的人说话，说了两句，卷帘门升起来了。
“查一个号。”她把手机递过去，“最早发视频的那个。”
网管把拖把靠在墙上，在收银台后面的电脑上敲。
“注册时间去年十月。”他说，“手机号是临江本地的。”
“号码多少。”
他把屏幕转过来，尾号是 2871。
“上机记录能查吗？”
“能。”他敲了几下，“十月八号，晚上九点四十，机号 34。”
“这人长什么样？”
“有监控。”他把监控调出来，“就这段，四十秒。”
屏幕上是灰绿的画面，一个男人在收银台交钱，帽子压得很低。
他掏钱的时候，把一张纸放在台面上。
网管把画面暂停，放大。纸是一张表格的复印件。
“这什么？”他问。
“登记表。”我说，“车库的。”
沈可在旁边记下来，笔尖在纸上戳出两个点。
“这个人还来过吗？”
“来过两次。”网管翻记录，“十月十二号，还有十月二十号。”
“每次待多久？”
“第一次两个小时，后两次各一小时。”
“他上机干什么？”
“打游戏。”网管笑了一下，“还登过一个邮箱。”
“什么邮箱？”
“不知道。”他说，“我们这儿不查这个。”
我从口袋里掏出钱夹，抽了两百块放在台面上。
“监控拷一份给我。”
网管看了看钱，又看了看沈可，把钱推回来。
“不要钱。”他说，“前天也有两个人来问过这事。”
“什么样的人？”
“一个四十多，一个二十多。”他说，“给了一千块，让我把这段删了。”
“你删了吗？”
“备份还在。”他把 U 盘插上去，“我删的是他们看的那一份。”
拷的时候进度条走得很慢，走到 78% 的时候卡了一下。
“这人的手机尾号 2871。”我说，“你见过他第二次来的时候穿什么？”
“工装。”网管说，“上衣左胸有个印子，圆的。”
沈可抬头看我。她的嘴唇动了一下，没出声。
圆印子的工装，建设局大院里扫地的临时工也穿。
市纪委的谈话室在办公楼一层，墙上挂着一面红旗。
谈话的是纪委副书记老袁，五十来岁，手里一直捏着笔。
韩敬堂也被叫来了，坐在我旁边，离我一个座位。
“程越同志。”老袁开口，“今天不是正式程序，先把话说清。”
“您说。”
“2003-11 这份会签文件，您父亲是签字的。”
“是。”
“您现在在办这件事。”
“是。”
“按回避规定，您应该退出。”
“我申请过回避。”我把一张纸推过去，“这是书面申请。”
老袁看了一眼，没拿。
“回避我不批。”
“为什么不批？”
“因为没人接。”他说，“省里的意见是，这件事涉及的部门太多，谁来接都得先跟您谈。”
“那我现在是什么身份？”
“还是市委书记。”他说，“但是要登记。”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本子，是情况说明的模板。
“您今天写下今天做的事，签字，按手印。”
我拿起笔，写第一行的时候停了一下。
“写哪几件事？”
“您自己知道。”他说，“我提醒一句，从您到任到现在，四天。”
我写：进车库、查登记表、进档案室、见老周、见吴局长。
写完数了一下，十四条。
“十四条。”老袁说，“您四天干了十四条。”
“我签字。”
“按手印。”
我按了，指尖上的红印按在名字下面。
韩敬堂从头到尾没说话，直到我起身要走。
“程越。”他叫我的名字，“你父亲那天为什么去签字，你知道吗？”
“你说过，他不肯让路从三号墩过。”
“那你知道他签的是什么吗？”
“你说。”
韩敬堂从内袋里掏出那张停职通知，摊在桌上。
“他签的是‘暂缓’。”他说，“两个字。”
“后来怎么就成‘同意’了？”
“问得好。”他把通知折回去，“这个问题，你得当着所有人的面问。”
“谁？”
“赵铁桥。”他说，“还有他自己。”
“他自己死了三年了。”
“纸没死。”韩敬堂站起来，走到门口停下，“纸在省里躺着呢。”
老袁在里头喊了一句：正式调查通知，明天送到您办公室。
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老病房在四楼东头，走廊尽头有台饮水机。
护士长姓刘，五十二，翻钥匙的时候手很稳。
“三年前的三月，值班记录在旧库里。”
她带我们穿过一段过道，过道很窄，两边堆着折叠床。
“程立山住院那会儿，您来过吗？”她问。
“来过两次。”我说，“晚上来的，待一会儿就走。”
“我记得。”她说，“第三回来的时候，人已经走了。”
旧库房里有一股消毒水和纸板混着的味道。
她搬下三本值班记录，放在铁架子上摊开。
“三月十一号，白天谁值班？”
“我。”她说，“那天他上午做了心电图，下午不肯躺。”
“他干什么去了？”
“出去了。”她把记录指给我看，“下午两点半，请假外出，四点半回。”
“一个人？”
“一个坐轮椅的人，家属推着。”
“哪个家属？”
“记录上写的是‘陪护’。”她说，“没有名字。”
我翻到那一页的背面，是签字确认栏。
签名栏上有一行字，笔画很短，尾巴往下压。
“这个是他的字。”我说。
“是他的字。”她点头，“那天的输液也签了这个字。”
“输液几点？”
“下午五点。”她说，“输了四十分钟。”
我把两张纸并排放在铁架子上。一张是会签页的照片，一张是签字栏。
两个“山”字不一样。一个收笔往上挑，一个平平地收住。
“我父亲写字有个习惯。”我说。
“什么习惯？”
“写完名字，最后一笔要顿一下。”我指着签字栏，“这顿了一下。”
我又指会签页的照片。
“这个没有。”
刘护士长沉默了一会儿，把值班记录合上。
“这份记录我不能给您。”
“为什么？”
“因为已经有人来借过。”她说，“借条上签的是建设局，日期是前天。”
“借走了吗？”
“我没借。”她说，“我说要本人来。”
林萍在门口等着，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
“你怎么来了？”我问她。
“妈那边打电话来了。”她把桶塞给我，“说你上电视了。”
“什么时候？”
“昨晚的本地新闻。”她说，“播了十八秒，说你到任调研。”
“调研什么？”
“北延段。”她把手机打开，照片上是我站在桥墩边上。
照片的边角有一小截影子，是人举着手机拍的。
晚上十点半，办公楼的走廊只开了应急灯。
我把两张纸摊在桌上，一张是手机里的会签页照片，一张是值班记录的翻拍。
林萍坐在沙发上没走，她在看那张照片上的影子。
“拍你的人站得挺近。”她说。
“三米左右。”
“那他知道你在看什么。”
“他当然知道。”我把台灯挪了个角度，“他是跟着我去的。”
楼下有车灯扫过窗户，两道光从墙上一路划过去。
我起身到窗边。楼下停着一辆黑色轿车，没有熄火。
“是不是昨天那辆？”林萍问。
我把手机里小魏发的照片翻出来。临A·86Z07。
楼下的车牌看不太清，尾号是 07。
“给它记个时间。”我说。
“十点三十四分。”她念了一遍。
车在楼下停了六分钟，然后掉头走了，走的时候没开大灯。
我拿起手机拨韩敬堂的号。这一次他接了。
“纸在省里哪个口？”我问。
“档案馆。”他说，“2003 年的批次，有一份异地备份。”
“要什么手续？”
“省里的调阅单。”他停了一下，“这事我可以替你去跑。”
“你为什么要替我跑？”
“因为三年前我跑了三次，三次都被退回来。”他说，“退回来的时候，理由写的是‘涉及重大工程’。”
“这次我写申请。”
“你写。”他说，“但你别写你父亲的名字。”
“为什么？”
“写了，第一批被退的就是你。”他那边有风声，“还有一件事，你别再给小郑打电话了。”
“他今天给我打了。”我说，“他说他不敢说话，他孙子在建设局上班。”
电话挂断以后，我把台灯关掉，屋里只剩下屏幕的光。
我重新打开那张会签页的照片，放大到“同意”两个字。
字下面的签名，最后一笔是平的。
我在便签上写下一个时间：0311 下午四点半。
写完贴在台灯座上。便签的边角很快翘起来了。
5
市委会议室小间的窗子朝北，一上午都晒不到太阳。
我把两张纸并排放在长桌上，两张都覆着一层塑料封套。
左边是会签页的照片，右边是值班记录的翻拍。
“都看一遍。”我说，“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
冯德海先看。他弯下腰，两只手撑在桌沿上。
韩敬堂站在旁边，没有动。
“看着像。”冯德海说，“我看不出区别。”
“看最后一笔。”
他把脸凑近了，鼻子差点碰到封套。
“这个挑上去了，这个是平的。”
“哪个是平的？”
“右边。”他直起身，“您父亲的字？”
“是他的字。”我说，“但这两张纸不是同一天写的。”
韩敬堂这时才伸手，把左边那张转了个方向。
“会签页是仿的。”他说，“这笔不用力。”
“凭什么？”
“凭我给他抄过三年的报告。”他说，“他写‘山’是先竖后折，收笔要往回带一下。”
他用指尖在纸上比了一下，从下往上。
“这张是收笔往下顿，顿完就断了。”
“那这张是谁写的？”
“照着他的签字描的。”他把手收回去，“描的人不敢快，所以线条是死的。”
冯德海在旁边看着，脸色不太自然。
他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纸，放在桌上。
是辞职报告模板，抬头空着，落款也空着。
“程书记。”他说，“您要不要先停一停。”
“停什么？”
“停一停这件事。”他说，“报告不一定要用，放在抽屉里也行。”
“谁让你拿来的？”
“我自己想的。”
“冯秘书长，这两天你做了三件事。”我一根一根掰手指，“登记表拖我一次，会前提醒我一次，现在拿报告给我一次。”
“我这是为您好。”
“你为我好，就把话说明白。”我把报告推回去，“三年前那卷文件，是谁送进库房的？”
他沉默了五六秒，把报告收回包里。
“送进去的不是您父亲。”他说，“是值班员送进去的。”
“哪个值班员？”
“姓陈。”他说，“就是现在档案室那个小陈的爹。”
“人呢？”
“前年冬天心梗。”他说，“在菜市场。”
窗外有一只鸟落在空调外机上，扑了两下翅膀又飞走。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刚才。”他说，“您让我看字，我才对上。”
韩敬堂把两张封套收起来，按在桌上。
“这话我已经听第二遍了。”他说，“三年前有人说送文件的是个临时工。”
“谁说的？”
“我自己查的。”他说，“查到一半被停职。”
他把封套叠好推给我，塑料边角刮过桌面。
北延建材的磅房在国道边，一排蓝顶铁皮房，门口堆着砂。
三个工人正在往传送带上铲料，铲子碰石头的声音很碎。
经理姓宋，四十出头，穿一件左胸有圆印的工装。
我盯着那个圆印看了两秒。
“您找谁？”他挡在磅房门口，两只手张着。
“三年过磅单。”我说，“从北延段开工那天起。”
“有搜查证吗？”
“没有。”
“那不行。”他把手放下来插进兜里，“这是我们自己的账。”
“那我问你三个数。”
他没答，但也没走。
“前年五月，你们往三号墩送过多少车？”
“不知道。”
“七月那笔 820 万，收款方是你们。”
“我们垫的料。”他说，“市里都是这么走的。”
“垫了多少吨？”
“不知道。”他往磅房里瞟了一眼，“单子都在里头，锁着。”
“锁着就锁着。”我说，“你在门口说三笔数。”
“哪三笔？”
“380 万一笔，一共三笔。”我说，“这笔钱出去以后，谁的名字在上面签了字。”
他的手指在兜里动了一下，裤布鼓起一块。
“我签的。”
“你签的是承包人，还是股东？”
“我签的是经理。”他说，“公司是老板的。”
“老板是谁？”
“您查工商吧。”他说，“工商有档案。”
磅房里的电话响了，他没有进去接，站着听。
铃声响了七下，停了。
“你们公司考勤表上有几个人？”
“二十一个。”
“股东几个？”
“两三个。”
“哪两三个？”
“这个我不知道。”他把脚往后退了半步，退到门槛上，“您要是想看我给您看磅单，您得走程序。”
“我可以走程序。”我说，“走程序之前，你先给我一张三年前的磅单看一眼。”
他犹豫了大概三秒钟，转身进磅房，从铁柜底下抽出一沓。
那是被水泡过的，纸边发硬，用橡皮筋捆着。
他抽了最上面一张出来，隔着门槛递给我。
单子上写着：前年七月十二日，砂 32 车，签收空白。
“收料的人为什么不签？”
“那天赶工。”他说，“夜里干的。”
我掏出手机拍了这张单子，又拍了橡皮筋捆着的那一沓。
拍完我把单子递回去。他没有接，那只手还举着。
“你叫什么？”
“宋。”
“宋经理，”我说，“三天之内，会有人带文书来。”
他这才把单子收回去，转身进了屋，门关上了。
我站在门外，看见铁皮房的窗子上有一道裂缝，比刚才宽了。
赵铁桥家在城东的旧楼，五楼，门口放着一双拖鞋和一箱牛奶。
开门的是他妻子，五十岁上下，围裙上沾着面粉。
“他吃药了。”她说，“一会儿就出来。”
客厅不大，沙发扶手上搭着一件洗褪色的衬衫。
茶几上摆着一个药盒，白色的，一板已经抠掉了三粒。
赵铁桥从里屋出来，穿着毛衣，头发是湿的。
“您找到家里来了。”他坐下，把药盒往旁边推。
“有两句话。”我说。
“家里不谈业务。”他妻子在厨房门口插了一句。
“那您是把他往外推。”赵铁桥回头看她，“进屋去。”
她把厨房门带上了，里面传出来水声。
“三成干股是谁的名字？”我问。
赵铁桥拿起药盒，抠出一粒放进嘴里。
“我儿子的。”
“他哪年入的股？”
“前年三月。”
“投了多少？”
“八十万。”
“哪儿来的八十万？”
“卖了老家的房子。”他说，“房子是我爸留下的，2019 年卖了 76 万。”
“差 4 万呢？”
“借的。”他说，“借的我表弟。”
“那三笔各 380 万的往来，是他签的字？”
“是他签的。”赵铁桥把水杯推远，“公司的事我不插手，我插手的是工程。”
“十月八号晚上，谁让人去网吧删监控？”
“什么监控？”
“车库的。”我说，“给了网管一千块。”
他抬眼，眼睛里有一层湿的。
“我不知道这事。”
“档案室的钥匙今天是您给我的。”
“是。”
“那卷 2003-11 是谁拆开重装的？”
“程序上我批的。”他说，“重装是为了防潮，那一批都重装了。”
“为什么只有 12 卷留着？”
“因为只有 12 卷是 2003 年以后的。”他说，“前面的都归到老库里去了。”
“老库在哪儿？”
“旧办公楼地下。”他喝了一口水，“那间屋子前年雨季泡过一次。”
他妻子在厨房里咳了一声，声音很轻。
“程书记。”赵铁桥把水杯放下，“我干了三十年，签过字的文件摞起来比我人高。”
“有一张是假的。”
“你说那张是假的，你拿出原来的。”他把手往桌上一按，“你拿出来，我今天就跟你去纪委。”
“省档案馆的备份，我已经申请调阅了。”
赵铁桥的手在桌面上停了三秒，然后收回去。
“那您慢慢等。”他站起来，走到阳台门口，“受理要两个月。”
吃饭的钟响了，是墙上的挂钟，敲了六下。
我下楼的时候，厨房的窗户开着，飘出来一股葱味。
楼下那辆尾号 07 的车停在马路对面，车头对着单元门。
市委大院门口的人是从下午两点开始聚的。
到三点半，台阶下面站了二十来个人，多数是上了年纪的。
老周在最前面，手里捏着一张纸，纸角被手汗洇软了。
“程书记来了。”有人在后面喊了一声。
人群往前挪了半步。门卫把铁栅门拉到一半。
“你们是哪个小区的？”我走到台阶下。
“北延沿线三个片区。”老周把纸递给我，“联名的，二十七户。”
纸上写的是同一句话：9800 元过渡费差额，要求补发。
名字签了二十七行，每一行后面按了手印。
“为什么是 9800？”
“一户每月八百，我们十七个月没领全。”老周说，“差的算下来是三千多，加两块就没法过年。”
“谁跟你说有 9800？”
“财政局的窗口。”老周说，“我去了五趟。”
“五趟都没给？”
“第三次给了张纸，让我回去等。”他把那张纸也掏出来，“等到今天。”
纸上的日期是两个月前，盖章是财政局的一个业务章。
沈可站在人群边上，录音笔举得很平。
“程书记，您怎么说？”她问。
“三十天。”我说，“三十天内，这笔钱发到你们手上。”
人群里有人往前挤了一下。
“拿什么发？”老周问，“财政说没钱。”
“财政的事我去问。”我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纸，“你们二十七户的编号抄给我。”
小魏从车里拿出一支笔，蹲在台阶上，一户一户抄编号。
抄到第十九户的时候，笔没油了，他换了一支。
“程书记。”老周的女儿从人群里挤出来，二十多岁，“我爸昨天发烧，三十八度。”
“那今天就别再来了。”
“他非要来。”她看了老周一眼，“他说他不来，别人以为他怕了。”
我把纸签好，按上手印。
“这张纸进会议纪要。”我说，“三十天，我签字。”
老周把纸收起来，折成三折，塞进内衣口袋。
人散了以后，台阶上剩下几张废纸和一根笔芯。
沈可没走，站在铁栅门边上。
“您知道三十天以后是什么日子吗？”她问。
“什么日子？”
“省里的巡视组下来。”她说，“您这个签字，正好落在他们进临江的前三天。”
晚上七点，办公厅的灯只开了两排，走廊里没人。
我叫上冯德海，把那份会议纪要的草稿摊在他桌上。
“三十天这个事，进纪要。”我说。
“进纪要就是承诺。”他说，“将来兑现不了，是您的名字。”
“谁的名字？”
“您签在承办人一栏。”他指着空行，“这一栏按规矩写办公厅。”
“写我的名字。”
他握着笔没落，笔尖悬在纸上。
“程书记，我劝过一次，就不劝第二次了。”
“那你写。”
他写了“程越”两个字，把纸递过来。
我签完，他拿去复印，一共印了六份。
复印机出纸的时候卡了一张，他抽出来，纸边被折了一道。
“还有一件事。”他说，“省里的调阅申请，今天下午受理了。”
“这么快要？”
“我托了人。”他说，“不过对方提了个条件。”
“什么条件？”
“调阅的时候，要有市里的人在旁边看着。”
“谁？”
“赵铁桥。”他说，“是建设局提的名。”
我把那张卡纸的复印件拿起来，对着灯看了看。
“他去看他自己销毁的东西，是这个意思吗？”
“他的说法是，他有权在场。”冯德海把另一份递给我，“程书记，还有第二件事。”
“说。”
“保卫处的监控备份，他们交上来一份。”
“哪天的？”
“昨天晚上的。”他说，“您在楼下看车的那段。”
我把那份监控单翻过来。上面写着时间：22 点 28 分到 22 点 41 分。
比我记的多了七分钟，前后各多三分钟。
“多出来的七分钟，拍到了什么？”
“什么都没拍到。”他说，“探头对着大门，车停在侧面。”
“那这一段为什么单独立卷？”
冯德海没有回答，他把复印件推到抽屉里，锁上。
“三年前也有人查过这段。”他说，“查到一半，人被调去档案室看库房。”
“谁？”
“小陈的爹。”
6
早上七点二十分，车门上贴着一张纸。
纸是用宽胶带粘的，四角都封住了，撕下来会留印子。
上面打印着一行字：9800 元，十七个月。
底下是手写的，字很小：程书记，我等到第三天了。
小魏拿湿毛巾擦，胶印擦不掉，留下一圈灰白的边。
“撕了吧。”他说。
“留着。”我把纸对折，塞进公文包，“记一下，这是今天第一张。”
“已经有第二张了。”他指着后窗，“贴在这儿。”
第二张上面写的是另一个户号，差额 9200。
七点五十，市委门口的台阶上坐了十来个人。
没有举牌子，没有人喊，就是坐着。
老周在最前面，膝盖上摊着一张表。
他站起来的时候扶了一下膝盖，站直了才走过来。
“程书记，今天第四天了。”他说。
“我说的三十天。”
“三十天以后呢？”
“三十天以后钱到账。”
“哪来的钱？”他把表递过来，“我昨天去了财政局，窗口说没这笔预算。”
表上是二十七户的编号和金额，最后一栏加起来是 24.6 万。
不是 2400 万。我把这一栏看了两遍。
“你们这一批，一共多少钱？”
“27 户，24 万 6。”
“那 2400 万是谁的？”
老周把嘴闭了一下，抬头看我。
“那是整个北延的钱。”他说，“我们这一条街是最少的。”
“你从哪儿知道的这个数？”
“我们楼下住的会计。”他说，“他在建工干过。”
“他叫什么？”
“他不让说。”老周把表收回去，“程书记，我今天来还有件事。”
“说。”
“我闺女昨天在单位被人找去谈话了。”
“哪个单位？”
“幼儿园。”他说，“园长问她，家里是不是有人在市政府门口坐着。”
“她怎么答的？”
“她说没有。”
台阶上的人都看着我，没有人出声。
“老周。”我说，“今天开始，你别来了。”
“我不来，谁替我说话？”
“我说。”我把他手上那张表接过来，“这一张放我这儿。”
省档案馆在省城的老城区，楼是五十年代的，楼梯扶手漆皮掉了一路。
接待的馆员姓吴，六十二了，退休返聘，戴一副老花镜。
“2003 年的批次，异地备份有。”他翻着卡片柜，“编号是 2003-11-C。”
“C 是什么？”
“副本。”他说，“2003 年那一批，正副两份分开放。”
“为什么要分开放？”
“那年省里出了个规定。”他把卡片抽出来，“重大工程的变更文件，一律异地存一份。”
“临江那一批存了几份？”
“三份。”他说，“2003-08、2003-11，还有一份 2004 年的，编号记不清了。”
“什么时候能调出来？”
他把卡片翻过来，背面盖着一个红章。
“要走调阅单。”他说，“单子得省里批，正常二十个工作日。”
“二十天以后呢？”
“还要市里派人到场。”他抬眼看我，“您是市里的？”
“临江市委书记，程越。”
他把老花镜摘下来，拿在手里，没戴上。
“临江的程。”他念了一遍，“三年前有人来问过 2003-11。”
“谁？”
“一个男的，四十多。”他说，“他来的那天是冬天，穿一件大衣。”
“他问什么？”
“他问有没有副本。”吴馆员把卡片放回柜里，“我说有，他就走了。”
“他没有申请？”
“没有。”他说，“他说他没钱做复制件的费用。”
我坐在前台外面的长椅上，写调阅申请。
写的时候手有点凉，笔是借的圆珠笔，写第三行就断墨了。
吴馆员从抽屉里摸出一支钢笔递给我。
“用这个。”他说，“写正式文件用钢笔。”
我把申请书从头写到尾，一共 40 个字。
申请编号那一栏我填的是 2003-11-C。
“程书记。”吴馆员在我身后说，“这个单子我会往上递。”
“要多久？”
“正常二十天。”他说，“我可以加一句备注。”
“写什么？”
“写‘原件缺失，急需比对’。”他说，“这四个字有用。”
沈可的出租屋在六楼，楼道口堆着两辆自行车。
我到的时候，楼下停着一辆没挂牌的面包车。
车里坐着两个人，一个在玩手机，一个把头靠在椅背上。
我从他们车边走过，走了三步，其中一个把手机放下了。
上到六楼，沈可开门只开了半扇。
“楼下有人。”她说。
“我看见了。”
她把门全开，屋里很小，桌上摊着一台笔记本。
键盘边上压着一枚 U 盘，红色的，盖子不见了。
“这是原始文件。”她指着 U 盘，“那天晚上的，没压缩过。”
“你给我干什么？”
“因为在我这儿，明天可能就没了。”
我把 U 盘拿起来，又放回桌上，推到她那一侧。
“你交给纪委。”我说，“交给市纪委，写一份交接单。”
“为什么不是你？”
“因为我现在是当事人。”我说，“我拿了，这东西就废了。”
她把 U 盘攥在手心，攥了一会儿。
“还有一件事。”她从书包里掏出两张纸。
是两张转账截图，每张 5000 元，收款人姓名被打了码。
“谁给网管的？”
“建设局那个临时工。”她说，“第一笔十月九号，第二笔十月十三号。”
“打款的账户呢？”
“尾号 4712。”她说，“这个账户去年十月还付过一笔给北延建材。”
“多少钱？”
“12 万。”她把纸翻过来，“备注写的是‘料款’。”
“你哪来的这些？”
“网管的手机银行截图。”她说，“他要我给他写一个保证，说这钱不是他主动要的。”
“你写了吗？”
“我写了。”她把纸收好，“程书记，我把录音笔给你，把 U 盘留给纪委。”
“那你留什么？”
“我留一份采访笔记。”她说，“手写的，谁也删不掉。”
楼下有开关车门的声音，很轻。
我们两个人站着没动，等到脚步声从六楼经过，往上走到了七楼。
“对面那户没人住。”她说。
“那你今晚换个地方睡。”
“我去我妈家。”她把笔记本合上，“程书记，你要撑住。”
“撑到什么时候？”
“撑到那份副本从省城运回来。”
市政府会议室，长桌中间摆着一盆绿萝，叶子发黄。
赵铁桥坐在我对面，把一沓名单拍在桌上。
“1.1 万户。”他说，“这一份是全的，我早上让人核对到第五遍。”
“核对什么？”
“户口。”他说，“有 314 户已经注销了，人不在了。”
“不在了，钱怎么发？”
“照发。”他把一页翻出来推给我，“发到他儿子账上，这是惯例，二十年都这样。”
“314 户。”
“314 户。”他重复，“你要翻这张纸，这 314 户先要重新核，核完要停发。”
“停发多久？”
“三个月。”他说，“三个月是少的。”
他把两只手平放在桌上，十根手指都在纸上。
“程书记，我再问您一句。”他说，“你赔得起吗？”
“赔什么？”
“赔这一万一千个人的三个月。”他说，“赔他们过年的钱，赔他们没处说理的那三个月。”
“赵局长，你手上有 314 户的注销证明吗？”
他停了一下。
“在公安那边。”
“去调。”
“好。”他把名单收回去，叠成两半，“我明天给你。”
“我要原件。”
“给原件。”他站起来，椅子腿在地板上刮了一声。
走到门口，他回头。
“还有一份东西。”他说，“我今天带来，是给您看的。”
他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复印纸，放在桌上就出去了。
纸上是市里的一个会议通知，日期是上个月。
议题第三项：北延段遗留问题，建议挂账处理。
经办人一栏，签着冯德海的名字。
我把纸翻过来。背面有一行铅笔字，是新写的。
写着：程书记，我劝的那一次，是这个意思。
7
省城招待所的会议室在二楼，窗帘拉了一半，桌上一壶白开水。
对面坐两个人，一个四十多岁，一个更年轻，都没自我介绍。
“程越同志。”年长的那个开口，“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李，省纪委的。”
“材料我看过了。”他把一个文件夹推开，“您为什么不回避？”
“回避了没人接。”
“没人接可以等。”
“等多久？”
“这不是我要回答的问题。”他说，“您把这段时间做的事，列一个清单。”
我从公文包里拿出那张 14 项的单子，放在桌上。
“十四条。”我把笔拿出来，在后面又添了一条，“今天算第十五条。”
“第十五条是什么？”
“我申请调阅省档案馆 2003-11-C 副本。”
年轻的那个把清单拿过去，一笔一笔数。
“这十四条里，有五条跟一个姓赵的局长有关。”他说。
“因为他管建设局。”
“还有三条跟一个叫韩敬堂的副秘书长有关。”
“他是知情人。”
“知情人。”年长的重复了一遍，“你们什么时候联系上的？”
“到任第二天。”
“他三年前被停职两次。”
“我知道。”
“他停职的原因，是您父亲那份签字。”
“我知道。”我说，“所以我把他的名字写在了清单第四行。”
年长的把水杯转了一圈，杯底在桌面上蹭了一下。
“还有一份材料。”他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
是举报信，A4 纸，三号字，打印的。
“落款是个化名。”他说，“但寄出地址在临江。”
“寄到哪儿的？”
“省纪委信访室。”他把纸翻过来，“寄出时间是上周三。”
上周三是我到任的第二天。
“信里说我什么？”
“第一，任上翻旧账。”他说，“第二，借父亲的事做文章。”
“第三呢？”
“第三，在市委干部中间搞小圈子。”他念完把纸按住，“程越同志，这三条你怎么答？”
“第一条我认。”我说，“第二条我不认，我查的是纸，不是人。”
“第三条呢？”
“第三条我想知道是谁写的。”我说，“信的第四页有错字，把‘挂账’写成了‘挂帐’。”
年长的把信翻到第四页，看了看，把纸收起来。
“这个我们会核。”他说，“另外提醒一句，调阅副本这件事，我们要派人跟。”
“几个？”
“两个。”他说，“跟着您的人一起看。”
调查组进驻市委三天，占了三楼的两间办公室。
第三天的下午，他们把用车单调走了。
调的是我从到任起的全部记录，一共四张。
冯德海拿着复印件来找我，纸在手里抖。
“程书记。”他把纸放在桌上，“他们还要通话记录。”
“给他们。”
“通话记录里……”他停了停，“有 11 个您打给韩副秘书长的未接来电。”
“他们查到了？”
“查到了。”他说，“是韩副秘书长自己交的。”
我把那张复印件拿起来看。11 个号码排列在一起，时间是四天。
“他为什么自己交？”
“他说，与其让人翻出来，不如他自己摊开。”冯德海站着没坐，“程书记，我再劝您一句。”
“你说。”
“服个软。”他把手放在桌沿上，“就说这件事交给调查组，您退出来，把北延段的账挂到年底。”
“挂到年底，那 27 户的钱呢？”
“那不是您签的字。”
“是我签的。”我把那张会议纪要的复印件抽出来，摆在用车单旁边。
两张纸并排，一张是我坐车跑了多少公里，一张是我答应了多少天。
“您看看这两张。”我说，“一张是我用了多少公家的油，一张是我拿了多少公家的脸。”
冯德海低头看了几秒，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
“我不是替赵铁桥说话。”他说，“我是怕。”
“怕什么？”
“怕这个班子再散一次。”他说，“三年前散过一次，谁都不愿意再散。”
“三年前为什么散？”
他没有答。他把眼镜戴上，转身去拉门。
“那份‘建议挂账’的通知。”我在他背后说，“经办人写的是你的名字。”
他握着门把手站住了。
“我签的。”他说，“上个月签的，当时我不知道有 27 户在等这笔钱。”
“现在知道了。”
“现在知道了。”他把门拉开，“程书记，那份通知我已经写了撤回申请。”
“什么时候写的？”
“今天早上。”他走出去，门带上了。
老周家在沿线的老楼里，一层，门口有一小块菜地。
我去的时候，屋里坐了三个人，老周、他妻子，还有他女儿。
桌上摆着一碗面，面已经坨了。
“程书记来了。”老周起身，膝盖响了一下。
他女儿没站起来，两只手压在膝盖上。
“我今天来是问一件事。”我说，“省里要派人来取证，需要你到场。”
“我去。”老周说。
“爸。”他女儿开口了。
她站起来，走了两步，膝盖一弯就跪到了地上。
“程书记。”她跪着抬头看我，“我求您了。”
“起来说。”
“您让我爸别再去了。”她两只手撑在地上，“他今年五十三，有高血压，上礼拜量是一百八。”
“你起来。”
“幼儿园园长找我谈了三次。”她说，“第三次她直接说，让我自己看着办。”
老周伸手去拽她，拽了两下没拽动。
“我不去了。”老周忽然说。
他妻子在旁边擦了下眼睛，擦完就低头去收那碗面。
“你想清楚。”我说，“你不去，我手上就少一个人证。”
“我想清楚了。”老周说，“我一个两千六的监理，说不了三百八十万的事。”
他女儿从地上起来，扶住桌角。
“程书记。”老周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这是三号墩的验收单底稿。”
“哪来的？”
“我偷偷留的。”他把纸袋推过来，“底稿上主筋写的是 16 根。”
“验收单上写的是 22 根。”
“是。”他说，“这一份我给你，算我尽力了。”
我把纸袋收起来，站起来往外走。
走到门口，我回头对老周的女儿说。
“从今天起，他不会再到市委去。”我说，“这个我答应你。”
她低着头，没说话。
出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菜地里的水管还在滴水。
塑料袋一样的声音，一下，一下。
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走廊到了晚上十点就没人了，只有尽头一盏灯。
刘护士长从值班室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这个我给不了您。”她把信封递给沈可，“我给她。”
“为什么？”
“因为您是当事人。”她说，“上回有人来借，我没借；这回我给记者。”
沈可接过信封，抽出两张纸。是输液单的原件。
“上面有他的签字。”刘护士长说，“三月十一号下午五点。”
“这一张和会签页，是同一个人写的吗？”沈可问。
“我不知道。”刘护士长说，“我只知道那天他的手在抖。”
“为什么抖？”
“疼。”她说，“他那天下午出去了一趟，回来的时候出了汗。”
“谁推他出去的？”
“一个男的。”刘护士长想了想，“四十来岁，不高，戴帽子。”
“帽子什么样？”
“深色的布帽。”她说，“他站在门口不进来，一直在门外。”
“他有没有说话？”
“说了一句。”刘护士长说，“他说，‘程总工，这不怪您’。”
走廊尽头的灯在响，是那种要坏了的响法。
沈可把两张纸夹进一个透明袋里，袋子是她自己带来的。
“这一份我交给省里的人。”她说，“您同意吗？”
“同意。”刘护士长说，“我写个交接说明。”
她回值班室写字，写的时候钢笔漏墨，手指上沾了一点。
我站在走廊里，掏出手机给韩敬堂发短信。
短信只有五个字：三十天，快到了。
手机在手里震了一下，他回得很快。
回的是：你别拿我当梯子。
我盯着这七个字看了一会儿，把手机放回兜里。
沈可站在我旁边，把袋子抱在胸前。
“他为什么这么说？”她问。
“因为我走了三年。”我说。
走廊那盏灯终于灭了，只剩下楼梯口的应急灯。
省里的两个人第二天上午到了市档案馆，看的是借阅登记。
赵铁桥到场了，站在门口，手插在袖子里。
“2003-11 这一卷。”省里年长的那位把登记本转过来，“借出日期是三年前三月十一号。”
“是。”档案员说。
“借阅人程立山。”他念完抬头看赵铁桥，“这个人现在还在吗？”
“去世了。”赵铁桥说，“三年了。”
“去世的人借走的卷，谁负责追回？”
“按规定是档案室。”
“档案室谁负责？”
“去年换过人。”赵铁桥说，“新的这个去年九月来的。”
省里的人把登记本合上，往桌子中间推了推。
“程越同志。”他转向我，“副本我们带来了，在车上。”
“带了？”
“带了。”他说，“但今天不开。”
“流程。”他说，“开箱要有三方在场，还要录像。”
“什么时候开？”
“下周一。”他说，“省里还要请一个笔迹鉴定的人来。”
赵铁桥在门口动了一下脚。
“下周一。”他重复了这三个字，声音比平时低。
省里的人回头看他。
“赵局长，您有什么意见？”
“没有。”他说，“我在场就行。”
人散了以后，我一个人留在档案室里。
桌上摊着 2003-10 和 2003-12 两卷。
我把两卷的封面翻过来，对着灯看骑缝章。
12 卷的章压在两页接缝上，中间断了一小段，断口很齐。
那是先拆开，再盖上去的。
我把手机贴近，拍了一段十秒的视频。
镜头里我戴着白手套，一根手指按着那条断口。
拍完我把视频存了，名字写的是：骑缝章，断口。
8
市公安局物证室在西楼三层，屋里只有一张长条桌和两台仪器。
笔迹鉴定员姓邹，四十来岁，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
“样本要三份。”他把手套戴上，“最好是生前的，带日期的。”
“三份够吗？”
“勉强。”他说，“三份同期的，加上两份不同时期的，我才敢出意见。”
我把一个牛皮纸袋放在桌上，从里面抽出三张纸。
第一张是存折的取款单，日期是三年前一月。
第二张是房屋过户的签字页，日期是前年十月。
第三张是病历上的知情同意书，日期是三年前三月九日。
邹鉴定员把三张纸一张张摆开，用镇纸压住四个角。
“三份都有日期。”他说，“间隔够。”
“多长时间能出？”
“四十八小时。”
“能不能快一点？”
“快不了。”他把放大镜推过来，“这一步要逐笔比对。”
他把会签页的复印件放在正中间，旁边依次摆上三份样本。
第一遍他看的是收笔，第二遍看的是转折。
第三遍他把放大镜挪到“山”字上，凑近了看。
“三个样本里，这个字的竖都往里收。”他说，“这一张没有。”
“说明什么？”
“说明不是同一个人写的。”他把放大镜放下，“或者是同一个人，但手被托着写。”
“哪种可能大？”
“看你给不给我别的料。”他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台小仪器，“把原件给我。”
“原件不在。”
“复印件我只能说倾向。”他把仪器推回去，“倾向是仿写。”
“能不能写进报告？”
“能写‘不排除’三个字。”他坐下，在表格上填字，“程书记，我跟您说个实话。”
“这张复印件本身有问题。”他用笔尖点着纸角，“它是喷墨打的。”
“复印件用喷墨？”
“2003 年的机关文件不可能用喷墨。”他把纸翻过来看背面，“这是近几年打的。”
鉴定室的窗子在改造，外面有人敲钢管，一声一声。
“多久出正式报告？”
“下周一早上。”他把表推给我签字，“跟您那个开箱是一天。”
“你知道了？”
“全临江都知道了。”他摘下眼镜擦，“今天早上有人在局里打听我。”
“打听什么？”
“打听我接没接这个活。”
常委会前厅的沙发是深棕色的，坐了七个人。
赵铁桥坐在中间，手里捏着一张纸，纸上签满了名字。
“程书记。”他站起来，“我们七个人有个联名。”
“念。”
“北延段遗留问题，建议挂账到年底。”他念得很慢，“理由是：涉及 1.1 万户，期间重审影响面太大。”
“七个人。”我数了数沙发上的人，“十一个常委里有七个。”
“七个。”他把纸递过来，“您看名字。”
我接过来，从左往右看。第七个名字是冯德海。
“冯秘书长。”我抬头看他，“你昨天说撤回申请。”
“撤回了。”冯德海把手放在膝盖上，“今天这个是另一份。”
“两份有什么区别？”
“昨天那份是我经办挂账。”他说，“今天这份是要求把议题往后排。”
“排到什么时候？”
“年底。”他说，“年底之前先不开会。”
我把纸放在茶几上，从公文包里抽出另一份材料。
“我今天要在会上提第一项议题。”我说，“2003-11 会签文件的鉴定结论。”
“第一项？”赵铁桥笑了一下，“程书记，按规矩，第一项议题要常委会半数以上同意。”
“那就表决。”
“表了。”他说，“刚才在楼下我们碰了一个头，七票不同意。”
“还没开会，你们就碰过头了。”
“我们是同事，天天见。”
走廊里的铃响了。会议室的灯一排一排亮起来。
我站起来，把那张联名纸折好，塞进公文包。
“赵局长。”我在他旁边站住，“周一开箱的时候，你会看到那张纸。”
“我等着。”他说。
“鉴定报告也会送到会上。”
“送了更好。”他把西装下摆一捋，“有一说一，省得您一个人说。”
进会议室的时候，我走在最后。冯德海在门口停了一下。
“程书记。”他说，“那份报告出来之前，您还有两天。”
“两天够干什么？”
“够我把撤回申请往省里递第五次。”他把门推开，先进去了。
市报的校对室在地下室，灯管有一根是坏的，一闪一闪。
沈可坐在一张旧木桌后，桌上堆着大样。
总编姓徐，五十六岁，手里拿着一张清样。
“内参的清样。”他把纸放在桌上，“上周五定稿的。”
我拿起来看。标题是十六个字：
临江市委主要负责人任上翻查旧案影响工程稳定
底下正文两栏，一共 900 字。
“谁写的？”
“不清楚。”徐总编说，“省报那边转下来的。”
“转下来之前，谁提供的材料？”
“信源写的是‘临江方面’。”他把手指点在第一段上，“这一段里有三个数字，都是真的。”
我看那三个数字：1.1 万户、314 户注销、2480 万。
这三个数，只有常委会和建设局手里有。
“这篇您打算怎么发？”他问。
“先压。”
“压不了。”他把另两张纸推过来，“省报明天上午发。”
我从口袋里掏出笔。
“把清样给我，我签。”
“签什么？”
“签‘属实，可发’。”我翻到最后一页，“签名栏在哪儿？”
徐总编没有动。他盯着我手里的笔看了三秒。
“程书记。”他说，“您签了，这篇文章里就有您的名字。”
“那就写我的名字。”
我在倒数第二栏写下了“程越”，日期写的是今天。
写完把清样推回去，手指上沾了一点油墨。
“还有一件事。”徐总编把清样收好，“小沈上周五被调离市报道组。”
“调哪儿？”
“校对室。”他说，“就是这间屋。”
沈可抬起头。她手里捏着一支红笔，正在改一个错字。
“我自己要求来的。”她说，“这屋安静。”
“安静。”徐总编拿起清样往外走，“安静得能听见上面谁在说话。”
地下室的门一开一关，进来的风把桌上的大样吹翻了两页。
市档案局的小会议室里放着一个铁皮箱，箱盖上贴着一张封条。
封条是省里的，编号 2003-11-C。
省里来了两个人，市里三方到场：我、赵铁桥、档案局长。
还有一个人是笔迹鉴定员邹，他带着一个公文包。
“开箱。”省里年长的那位说。
档案局长拿刀片挑开封条，刀口很直。
箱盖打开的时候有一股樟脑味。
里面是一个牛皮纸卷宗，卷宗外面裹着两层防潮纸。
拆到第二层的时候，赵铁桥往前走了半步。
“都别动。”省里的人说，“拍照先。”
拍完照，才把卷宗摊开。
第一页是封面：临交变 2003-11。
第二页是会签单。十七行，第一行是项目名称。
我把眼睛落在第六行的签字栏上。
签字栏有两个字，是钢笔写的。
“暂缓。”我用手指点着念了一遍。
邹鉴定员把卷宗转过去，用放大镜看那两个字的收笔。
“是原件。”他说，“墨是那年的墨。”
赵铁桥站在原地没动。他的手垂在身侧，指头蜷了一下。
“赵局长。”省里的人叫他，“您看一下。”
他走过去，低头看了大概十秒。
“这是副本。”他说，“副本不能作为原始依据。”
“副本有省里的封条。”省里的人把封条举起来，“封条是三年前封的。”
赵铁桥没接话。他往后退了半步，脚后跟撞在铁皮箱上。
“程书记。”他忽然转向我，“您父亲的名字在第六行。”
“那这一行是谁改的？”
“我也想知道。”我说，“周一上午，会签文件的鉴定报告会送到会上。”
我把卷宗合上，双手递给省里的人。
档案局长在旁边记录，笔尖划纸的声音很清楚。
出来的时候天在下雨，铁皮箱搬上了车，车开走以后地上留了两道水痕。
档案室的封条是我早上贴的，中午就有人来动过。
胶带的一端翘起来了，翘得很整齐，像被人从下往上揭过。
我把封条拍下来，推门进去。
九排铁柜里的最里侧那排，柜门是虚掩的。
我拉开它。里面的 12 卷少了一卷。
剩下的十一卷，编号从 2003-12 排到 2004-06。
“少的哪一卷？”我问值班的档案员。
“我……我刚才去吃了饭。”
“吃了多久？”
“二十分钟。”
我把登记本翻开，最后一页是新写的一行。
字迹很急，笔画连在一起：2003-12，临时调阅。
“临时调阅谁批的？”
“赵局长电话里说的。”他把手机递给我，“通话记录在这儿。”
最近一次通话是十二点十七分，时长二十六秒。
我拨赵铁桥的号，响了三声他接了。
“2003-12 在你那儿吗？”
“在我车上。”他说，“我拿去看看，明天送回来。”
“立刻送回来。”
“程书记。”他说，“这一卷里有 2003 年那一批的交接单。”
“交接单上写着什么？”
“写着谁把 2003-11 送进库房的。”他的声音很平，“您要是想看，明天大会上一起看。”
电话挂断。我把手机放在登记本上。
封条翘起的那一端还在轻轻动着，因为门缝里有风。
我蹲下去看门缝。地上有一小截黄色的胶带屑，是新的。
9
常委会上午九点开，八点四十会议室里就坐齐了。
十一个座位，最上头那把椅子空着，那是我的。
赵铁桥不是常委，他坐在靠门的一把折叠椅上，手里夹着一个牛皮卷宗。
“列席的同志到外面等。”我说。
“这份文件是我带来的。”他把卷宗举了一下，“交接单。”
“放下，你出去。”
“我放下就走。”他把卷宗放在长桌的一头，“但我得说一句。”
“说。”
“会签页上写的是‘同意’。您父亲的名字在那儿，谁都改不掉。”
他把卷宗推到桌子中间，转身出去，门带上。
我把卷宗拆开。里面是一张交接单，2003 年 3 月的。
交接单上写着：临交变 2003-11，一卷，由交通局程立山移交档案室。
接收人签名那一栏，写的是三个字：陈国栋。
“陈国栋是谁？”我问。
“档案室的老值班员。”档案局长说，“前年冬天去世了。”
“他儿子现在在档案室。”
“是。”他说，“去年九月进来的。”
冯德海把杯子转了一圈，没有说话。
九点整，鉴定报告送进来了。邹鉴定员亲自来的，手里一份，封皮上盖着章。
“结论三条。”他站着念，“第一，会签页系模仿书写；第二，送检复印件为喷墨打印，非原始形成；第三，原件第六行签字为‘暂缓’。”
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只有空调的风声。
“第四。”他补了一句，“摸仿样本与程立山本人同期签字特征不符。”
“不符在哪儿？”财政局长问。
“收笔。”邹鉴定员说，“原件收笔往回带，会签页收笔往下顿。”
十一双眼睛看着我。我把桌上的卷宗合上，推到正中间。
“把这十七条念完。”我说，“从第一行开始。”
我在会议室里念了十七行。
第一行是项目名称，第二行是里程，第三行到第十行是造价和工期。
第十一行是变更内容：北延段 3 号墩，桩基加深。
第十二行是保留意见：建议暂缓，待勘察复核。
“第十二行是暂缓。”我说，“这行是我父亲写的。”
第十三行到第十五行是三个处室的会签。
第十六行是分管副市长的批示。
第十七行的下方是一行小字：原件归建设局档案室，副本报省档案馆。
“十七条念完了。”我说，“现在说三件事。”
“第一件，原件第六行的‘暂缓’被涂改成‘同意’，是用同一批墨写的，改在三月十二号。”
“第二件，送原件进库房的是值班员陈国栋，他前年冬天去世，儿子现在还在档案室工作。”
“第三件，1.1 万户的过渡费，第二笔 820 万的实际发放是 700 万。”
我把财政局小林那张便条拍在桌上。
“差额 120 万。”我说，“这笔钱进了北延建材的账户，签字的承包人是赵铁桥的儿子。”
赵铁桥是被叫进来的。他站在门口，没有走到桌边。
“赵局长。”我说，“第十七行底下这行小字，是你写的吗？”
“是我经手的。”他说。
“我父亲为什么要在第十二行写暂缓？”
“他自己知道。”
“知道什么？”
“知道 3 号墩底下有东西。”他说，“那底下埋的是前一年塌方的钢筋笼，谁都知道。”
“既然都知道，为什么还要开工？”
“因为 2004 年汛期要到了。”赵铁桥把两只手贴在裤缝上，“停工一天，损失按 38 万算。”
“所以你就改了那一行。”
“我没有改。”他说，“我只批了重装卷宗。”
“重装的记录在哪儿？”
“在档案室。”他说，“已经毁损了。”
“我这儿有一份。”我把手机举起来，视频里是骑缝章的断口。
十秒钟的视频放完，屋里有人把笔放下了。
散会以后走廊里没人，只有大会议室的门还开着。
韩敬堂站在窗边，手里拿着一张纸。
“程书记。”他叫我，用的是公事公办的称呼。
“老韩。”
“今天你念了十七条。”他把手里的纸展开，“我想让你念第十八条。”
那张纸是三年前的，边上有一道很深的折痕。
“三年前三月十四号下午两点。”他说，“你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四楼东头站着。”
“我在。”
“你跟我说了一句话。”他把纸举起来，“这上面是你当时写给我的。”
纸上是我的字，写着八个字的承诺：这事我来查，三十天。
底下是日期，没有签名。
“三十天，程书记。”他说，“你那天说的是三十天。”
走廊的另一头，沈可从楼梯口上来，手里抱着一个文件袋。
她走到离我们三米的地方停住，没有再往前。
“我给你三十天。”韩敬堂把纸放下，“三十六个月过去了。”
“我对不起你。”我说。
“我不要你说这四个字。”
我从公文包里把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摆在窗台上。
第一件是车钥匙，书记专车的钥匙。
第二件是三个月来的用车单，一共十一张。
第三件是一份辞职报告的模板，抬头空着，落款空着。
三样东西摆在窗台上，风吹得用车单翘起一角。
“三十天到了。”我说，“东西在这儿，你要拿就拿。”
韩敬堂看着窗台，看了很久。
他伸手，拿起了那份辞职报告。
他把报告对折，再对折，两只手一撕。
撕成两半，又把两半叠起来，再撕一次。
碎纸落在地上，有一片飘到了门边上。
“这报告我撕了。”他说，“从今天起我不叫你程书记，我叫你程越。”
“行。”
“程越。”他把车钥匙拿起来，塞回我手里，“钥匙你收着，车你照坐。”
沈可往前走了两步，把文件袋放在窗台上。
“这是输液单原件。”她说，“我给纪委留了复印件。”
走廊尽头的窗子开着，风把地上那片碎纸吹得翻了个身。
北延段的临时办公点在工地西头，一间活动板房。
二十七户人站在板房前的空地上，站成三排。
老周在最前面，手里没拿纸，两只手都空着。
我搬了一张折叠桌出来，桌上放着一个铁盒子。
“补发的钱到了。”我说，“二十七户，24 万 6。”
“程书记。”老周开口，“我不要了。”
“我闺女昨天让我带话。”他说，“她说拿了这钱，别人会说我们家是为了钱。”
他的声音不大，后面的人都听见了。
我把铁盒子打开，从里面拿出一沓凭条。
凭条是一式两联的，每张上面印着户号和金额。
“这钱不是奖给你们的。”我说，“是你们三年没拿到的。”
我把第一张凭条递过去。老周没有接。
我把凭条按在他胸前的口袋上，一按，纸就进去了。
“第一户，9800。”我说，“第二户，9200。”
一张一张地递，有的是手接的，有的是别人替接的。
递到第十九张的时候，有个老太太伸手过来，把凭条捏得很紧。
“程书记。”她问，“还修不修路了？”
“暂停 120 天。”我说，“在建的市政项目全部停。”
“停 120 天，我们那条街怎么办？”
“重新审。”我说，“1.1 万户，一户一户重新过。”
她把凭条折好，塞进棉袄里子。
凭条发完，我把铁盒子倒过来。
从盒底掉出一张纸，是那份 1.1 万户名单的复印件。
314 户注销的名字在第十七页。
我举起来，对着人念了前三个名字。
念完把纸折起来，塞进口袋。
工地上有一台搅拌机停在原地，滚筒上的水泥已经干了。
会议室的第二场会是下午开的，进来的是调查组和省里的联络员。
赵铁桥坐在斜对面，面前放着两样东西。
一件是档案室的钥匙，挂着 603 的塑料牌。
一件是一份退股协议，上面是他儿子的名字。
“钥匙交了。”他把东西推到桌中间，“退股协议签了，股金退回八十万。”
“退给谁？”
“退回公司。”他说，“公司再核减。”
“北延建材的资质呢？”
“那是工商的事。”他说，“我管不着。”
调查组的人把协议拿过去，一页一页看。
“赵铁桥同志。”省里的联络员开口，“签字页涂改这件事，你怎么说？”
“我没涂改。”
“鉴定报告在这里。”
“报告说我父亲写的字被描过，描的人是谁，报告没说。”他把手放在膝盖上，“程序上是我批的重装，我认这个。”
“只认程序？”
“只认程序。”他说，“我在临江干了三十年，1.1 万户的路是我修通的。”
他把身子往前倾了一点。
“你们可以去问沿线的人，两年以前那条路是土路。”
会议室里没有人接这句。
散会以后，我把吊销北延建材资质的意见写了，一共两页。
联络员拿着看了一遍，退回给我。
“理由不充分。”他说，“伪造文件的主体还没查清，公司是独立法人。”
“那我再补材料。”
“程书记。”他把纸推回来，“这件事到此为止。”
我把两页纸收回公文包，拉链拉到一半卡住了。
出门的时候看见赵铁桥在楼下抽烟，他儿子站在车边等他。
两个人上了那辆尾号 07 的车，车开走的时候没有开大灯。
10
省里的联络员是上午十点进我办公室的，坐下先说了一句话。
“程越同志，先说结论，再说理由。”
“您说。”
“北延段后续工作，市里换人牵头。”他把一张纸推过来，“这是省里的意见。”
纸上写着三行：项目暂停 120 天，由常务副市长牵头复核；程越同志回避；回避期间不参与相关会议。
“回避多久？”
“复核结束。”他说，“大概是四个月。”
“我签。”
“你不再问一句？”
“问一句。”我把笔拿起来，“停 120 天，1.1 万户的过渡费谁出？”
“市财政。”他把另一张纸递过来，“2480 万，分两笔补。”
“这钱从哪儿来？”
“压别的项目。”他说，“今年有两个市政项目往后推。”
我签完字，把纸推回去。
“程书记。”他把纸收进公文包，“省里还有一句话让我带到。”
“省里说，会签页是真的。”他看着我，“你父亲的名字也是真的。”
“你打算怎么处理他的那部分？”
我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是三张纸。
第一张是情况说明，第一行写着：程立山，交通局总工，2003 年 3 月 11 日。
第二张是签字比对结论的复印件。
第三张是我自己写的处理意见，一共四条。
“写进卷宗，不涂不改。”我把三张纸递给他，“他该负的，我写清楚了。”
“第一条是什么？”
“建议撤销他 2003 年度的评优资格。”我说，“人已经不在了，但结论要留。”
联络员把三张纸叠整齐，放进文件夹。
“这个我会报上去。”他站起来，“程书记，还有件事，省报的稿子今天见报了。”
“我知道了。”
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
“你办公室里那张便签，还贴着。”他说。
便签角上写的是：0311 下午四点半。
老周家的门是虚掩的，我敲了两下就开了。
屋里坐着三个人，老周、他妻子，还有他女儿。
桌上摆着一个铁饼干盒，盒盖掀着，里面是一叠钱。
“程书记。”老周站起来，“这钱我不能拿。”
“整条街都在看着。”他把饼干盒推过来，“昨天有人在我门口说，老周家把书记请到家里去了。”
“谁说的？”
“不知道是谁。”他说，“三个人都这么说。”
我把饼干盒往回推了一点，手按着盒盖。
“这钱是补发的差额。”我说，“不是谁给谁的。”
“我知道。”老周把盒子推回来，“可我拿了这个，我就没脸在他们面前说话了。”
他女儿在旁边开了口。
“爸，你把钱收回去。”
“你闭嘴。”老周第一次这么说话。
他妻子的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没有说话。
“老周。”我站起来，“凭条你留着，钱放在镇上的银行，我不收回。”
“您这是逼我。”
“我这是按规矩办。”我把饼干盒上的盖子合上，往他那边推过去。
推的时候盒底和桌面摩擦，发出一声很长的响。
“还有一件事。”老周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
是那张 27 户联名表的原件，上面还有我按的手印。
“这个还给您。”他说，“以后我们家不签这个了。”
我把表折起来，塞进公文包。
出门的时候，他女儿送到了楼道口。
“程书记。”她说，“我爸昨天量了血压，一百七十四。”
“让他吃药。”
“他吃了。”她站在台阶上没动，“程书记，我们家跟您，就到这儿了。”
“行。”我说，“就到这儿。”
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她站在暗处，没有再说话。
外面的水管还在滴水，一下，一下。
会议室的最后一场会只有三个人，我、韩敬堂、沈可。
沈可把录音笔放在桌子正中，笔身有一道刮痕。
“交出来。”她说，“里面的东西我抄了两份，一份给纪委。”
“你留一份。”我说。
“不留。”她把笔往前推了半寸，“我留在手上，就总有人来问我要。”
“报道组那边怎么说？”
“上周五调令下了。”她说，“校对室，三个月一轮。”
“是我连累你的。”
“没人连累我。”她把钢笔帽扣上，“我是自己签的字。”
韩敬堂从内袋里掏出那张三年前的纸，摊在桌上。
八个字，一边是折痕，一边是我当年的笔迹。
“这张纸我今天带来。”他说，“是要当着人收回去。”
“当着谁？”
“当着沈记者。”他说，“她那天在走廊里都听见了。”
他把纸对折，两只手按住四条边，压平了。
“程越。”他叫我，“我问你一句，你后不后悔？”
“后什么悔？”
“三年前走的时候，你没回头。”他说，“现在你把班子拆成这个样子，你后悔不后悔？”
“不后悔。”我说，“但我知道我欠谁的。”
“欠谁的？”
“欠临江一条街上的人，也欠你三十六个月。”
韩敬堂把纸放在桌上，没有收进兜里。
“这张给你。”他说，“你收着，我看着。”
沈可在旁边问了一句。
“韩秘书长，您为什么不把这张纸交给省里？”
“交了两回。”韩敬堂说，“第一回退回来，理由写的是证据不足。”
“第二回呢？”
“第二回我自己留下了。”他把手放在纸上，“我留着，是等他回来看看。”
走廊里有人在搬椅子，声音一下比一下近。
沈可把录音笔收起来，放进书包，拉上拉链。
公墓在城北的山坡上，车开上去要十七分钟。
程立山的碑在第三区，碑面是灰白的，右下角刻着生卒年月。
林萍提着一个袋子，袋子里是纸和三炷香。
“你今天怎么想起来这儿？”她问。
“有事没做完。”我从公文包里拿出三张纸。
第一张是省档案馆副本的复印件，第六行是那两个字。
第二张是鉴定报告的第一页。
第三张是我签的情况说明。
小魏站在十米外，背对着我们，看着山下的路。
“这份报告，第三条怎么写的？”林萍问。
“原件第六行签字为暂缓。”
“那你先前听说的‘同意’是怎么回事？”
“是有人照着描的。”我把三张纸叠在一起，“描得挺像，就是收笔不对。”
“你现在要干什么？”
“念给他听。”
我把三张纸在碑前的石台上摊开，用一块小石头压住角。
然后我把第十七行念了出来，一行一行，念到第十二行的时候停了一下。
“建议暂缓，待勘察复核。”我念完这一行，“爸，这一行是你写的。”
风从山坡上过来，把纸角吹得响。
“后面那五行的字，不是你写的。”我说，“我不替你扛，我也不替你瞒。”
我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把三张纸点着。
纸烧得很快，火苗窜起来，灰飘到碑面上。
“情况说明里我写了四条。”我看着火，“第一条是撤销你 2003 年度的评优。”
林萍在旁边没有说话，她把香点上，插在碑前的沙土里。
“项目停了 120 天。”我说，“1.1 万户要一户一户重审。”
“你被回避了。”林萍说。
“被回避了。”
“你图什么？”
“图以后有人再问这一页，答案在纸上，不在人嘴里。”
纸烧完了，剩下一点黑灰。我用脚把灰扫到碑座边上。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是韩敬堂的短信。
六个字：回来吃饭，晚了没菜。
我把手机收起来，转身往山下走。
走到车边，小魏把车门拉开，站在门边上等我。
“程书记。”他说，“回市委还是回住处？”
“回市委。”
车往下开的时候，坡道上有一群人正往上走，手里捧着花。
车灯扫过他们的脸，一张一张的，都是生面孔。
（全文完）
本文情节均为虚构故事，所有人物、图片、地点和事件均为艺术加工，与现实无关。
本文借虚构故事传递积极价值观，呼吁读者遵纪守法，弘扬友善、正义等正能量，共建和谐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