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第十二杯的时候，我左手在桌布底下攥着桌沿，右手把杯子端起来。杯口有点抖，酒面晃出一圈细纹。
“陶姐，这杯你得喝。”对面那个小年轻说。他姓杜，甲方那边的材料员，二十七八，脸喝得通红，脖子上的筋都鼓着。
我说：“喝。”
白瓷瓶搁在转盘上，转盘转一圈，到我面前。倒酒的是周劲。他倒得比前几杯浅一点。我看了他一眼，他没看我，眼睛盯着杯子。
那天下午三点多，周劲从会议室出来，手机还贴在耳朵上，脸色白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他站在我工位边上，说了句：“晚上你跟我去。”
我说：“我去干嘛，我又不是谈事的。”
他说：“你懂材料，闻总问起来，你说得上话。”
我说：“那你自己说啊。”
他说：“我开车来的。”
就这一句。我懂了。他不能喝。
闻总是甲方那边的负责人，四十来岁，穿一件灰色针织衫，说话慢，一顿一顿的。席间她问我青槐苑三号楼用的什么板材，我说了牌子、厚度、含水率，还说了那批货在库里放了多久。她听完点点头，没再说话。
第一杯到第四杯是敬闻总的。第五杯到第八杯是杜小子带头，他们那边几个人轮着来。第九杯开始，是我自己站起来的。
我记得我数了。数得清清楚楚。人到三十九，脑子不如二十几岁，但有些数反而记得牢。
第八杯下去，喉咙里像塞了一把没泡开的粉条，从嗓子眼一路顶到胃里。第九杯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没那么烧了。我以为是喝开了。
散场是九点四十。闻总先走的，站起来的时候看了我一眼，说了句：“这位小陶，实在。”
周劲送她下楼。
我在洗手间，凉水拍脸，拍了七八下。镜子里那个人眼皮肿着，口红掉得只剩一圈边。
外面走廊上，周劲在打电话。隔着门，声音闷闷的。
“……那就按流程来吧。”
我扯了张纸擦手。当时我想的是，明天还要去青槐苑量尺寸。
出来的时候我摸出手机，给郑建平打了个电话。响到自动挂断，没人接。
我当时还不知道，这十二杯换来的是一张离职单。
02
第二天早上八点五十，沈姐从走廊那头走过来，敲了敲我的桌角。
人事办公室在走廊尽头，窗户对着云栖路。她给我倒了杯水，纸杯，杯壁上印着一圈小字。牛皮纸袋放在她手边，鼓鼓的。
“公司架构调整，”她说，“你这条线并到工程部，岗位重叠。流程上，走协商解除。”
“是我昨天喝多了？”我问。
她手里的笔停了一下。“跟那个没关系。”
她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电脑屏幕。屏幕上是个表格，密密麻麻的，我看不清。
我问：“周劲知道吗？”
她说：“这是公司的决定。”
我把纸袋接过来，抽出来看了一遍，签字，签完把笔放回笔筒。笔筒是竹编的，歪了一下，我又扶正了。
为什么没争辩。
一半是因为我早看出来公司这两个月在瘦身，走廊里少了好几张脸，茶水间的桶装水从三天一换变成五天一换。另一半，是我兜里揣着别的事，压得我喘不上气，顾不上这一件。
从人事出来，我路过周劲的工位。
桌子空了。不是收拾干净的那种空——是连水杯、便签本、那摞标书都不见了。抽屉拉开着，里面干干净净。只有那盆绿萝还在，叶子耷拉着，土是湿的。
我站了一会儿。
前台那边有人在复印，机器嗡嗡地响。
中午我回家，郑建平不在。他那双旧球鞋不在鞋柜里，鞋柜上落了一层灰，我用手指抹了一下。
03
收拾东西花了四十分钟。十一年，装不满一个纸箱。
抽屉最底下是那个铁皮饼干盒，盒盖上印着两只鹿，漆掉了一半。
我打开。里面是一块一块的废料。
我这人有毛病。每回项目收尾，我都会从工地上捡一样东西——一小块橡木地板，一截铜管，一片裂了的瓷砖，半张撕下来的色卡。捡回来用记号笔写上日期和楼盘名，扔进盒子里。十一年，攒了三十七块。
春和里，六月九号。梧桐巷三号院，九月二十一号。望江里，四月四号。青槐苑，二月……
我一块一块翻。翻到中间，手指停住。
少了一块。
我把盒子倒过来抖了抖，没有。按日期排，去年十一月的两块只剩一块。丢的那块写的是望江里，十一月十七号。
我想了半天，想不起来那块是什么。望江里那单是旧楼翻新，做的是楼梯扶手。可能是块木头。
前年冬天，郑好发烧，我请了一天假。月底工资条出来，全勤没了。我当时坐在工位上，盯着那张条看了很久。周劲从旁边过，说了句“下回提前说”。我没理他。
后来是年底聚餐，另一个同事喝多了说的：那天晚上工地上要通宵验收，周劲自己顶了，第二天早上八点还来上班。
这事我没跟他提过。一句都没提。
还有那盆绿萝。有一回他当着全组的面说我报的材料数错了，其实我没错，是供应商那边自己改了。我气得不行，那半个月给他那盆绿萝浇水浇得特别勤，勤到烂了根，叶子黄了一半。他后来换了土，也没问是谁浇的。
这些事，我跟谁都没说过。
人到这个岁数，扛惯了，就以为扛着才是本分。别人不吭声的好，反而接不住。
纸箱里最后放的是我自己的保温杯，用了六年，杯盖上的胶圈掉过两回，我拿透明胶缠的。
手机响了一下，是婆婆。她问我晚上回不回去吃，说腌了一罐雪里蕻。
我回了个“回”。
再往下翻，抽屉最里头，靠板那一侧，卡着一样东西。
一把钥匙。
黄铜的，比我家门钥匙短，齿口磨得发亮，拴着一根红绳，红绳打了个死结。
我捏在手里看了一会儿。不是我家的，不是公司的，也不是我电动车上的。
我把它放进外套口袋，跟那只铁盒一起。
04
回家六点二十。六楼，没电梯。爬到四楼我停了一下，把纸箱换了只手。
进门先烧水，然后把碗洗了。水池里泡着三个碗一双筷子，是中午郑好自己泡的方便面。
我一边洗一边想事情。水是凉的，忘了开热水，洗到一半手麻了，也就那么洗完了。
擦灶台的时候我擦得特别仔细。油烟机底下那圈油垢，我拿钢丝球蹭了七八分钟，蹭出一层白印子。
郑建平没回来。他这半年常这样。衬衫领子上有一股味道，不是我的洗衣液，也不是烟味，说不清是什么味。手机反着扣在鞋柜上。
这些我都看在眼里。我没问。
不是不敢，是没力气。而且我心里一直有个更硬的东西：郑好明年中考，那笔钱还没影。
七点四十，有人敲门。
婆婆。她拎着一个玻璃罐，罐口蒙着纱布，拿皮筋勒着。她膝盖不好，从她们那栋楼走过来要过一个小花坛，走得很慢。
她进门先看鞋柜：“建平还没回？”
我说：“加班。”
她说：“他那个厂子，天天加。”
我把罐子接过来。她说：“腌了七天，能吃了。”
坐下以后她没走。她坐在沙发边上，手搭在膝盖上，一下一下地揉。
“敏啊，”她说，“我跟你说个事。”
“建芳打电话来了。”
“她说想在那边弄个摊子，问我能不能帮衬点。”
我没接话。
“我这点养老积蓄，”她声音低下去，“你说给还是不给。给了，我以后有个头疼脑热的，就得伸手问你们。不给，她那边电话一天一个。”
她抬头看我，眼睛里有点讨好的意思。那种眼神我看得出来——她怕我说难听的。
我心里是有点膈应的。去年我们换窗户，手头紧，跟她张过一次口，她说她也紧。她紧得真快。
可我又看着她那双手。手背上的皮松着，指关节一个一个鼓出来。她六十好几的人了，从另一栋楼挪过来，就为了送一罐雪里蕻。
我说：“妈，你留着自己用。建芳那边，让建平去说。”
她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说了句“行”，站起来要走。
我送她到楼道口。她扶着栏杆，一级一级往下挪，拐棍头上缠的胶布蹭在水泥地上，沙沙的。
我站在门口看。她挪到三楼拐角，回头看了一眼，冲我摆了摆手。
我关上门，回到厨房，接着洗碗。碗早就洗完了。我又把池子冲了一遍。
水从指头上过，凉的。
八点十分，鞋柜上那个手机亮了。我瞄了一眼。
消息框里跳出来一行字，发消息的人备注是“周经理”。
我没点开。
05
第二天上午十点，我回公司办最后的手续，顺便把工牌交了。
前台小姑娘看见我，站起来又坐下去，说了句“陶姐”。
我把工牌放在她桌上。塑料壳子上有一道划痕，是去年搬标书的时候蹭的。
出来，太阳挺大。云栖路两边在修路，围挡上贴着效果图。我站在台阶上，想了一下是先坐公交还是先走一段。
然后一辆车停在我面前。
黑色的，很长，漆面亮得能照出人影。我往旁边让了一步，以为是接人的。
车没走。车窗降下来。
郑建平坐在里头。他穿着一件橘红色的马甲，反光条掉了一角。
我第一反应是看车牌。第二反应是看他。
“上来。”他说。
我站着没动。
他又说了一遍：“上来，这儿不让停。”
我上了车。车门关上的声音跟我们家那辆不一样，闷闷的，很轻。车里一股新车味，混着一点皮革味。
“你怎么在这。”我说。
他两只手搭在方向盘上，看着前面。
“我送车。”他说，“这辆今天要送到静安里去。”
“送车？”
“我在租车行。”他说，“云栖路那边，拐过去就是。”
我没说话。车里很安静，空调出风口吹得我胳膊上起了点鸡皮疙瘩。
“什么时候的事。”我说。
“三月。”
三月。三月我正为青槐苑那批板材的事天天跑工地，三月我还跟他抱怨过公司要裁人。
“厂子搬走了。”他说，“搬去南边，跟着走的话一个月回来一趟。我没跟。”
“你怎么不说。”
“说了你能怎么样。”他说，“你那时候一天三个电话。”
“那你这半年，天天几点回来。”
“单子排到哪算哪。有时候凌晨两点。”
我看着他那件马甲。橘红色，袖口磨白了，反光条掉了一角。他以前在厂里穿的是蓝色工装。
那股香水味。
“客户试车留下的。”他说，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有个人喷得特别冲，坐一次车里三天散不掉。”
我把窗户按下去一条缝。风进来，把仪表盘上压着的一张纸吹起来，我伸手按住了。
“手机为什么反着放。”
“排班表在群里。”他说，“凌晨三点的单子。你看见了要问。”
我没话了。
他伸手把空调调小了一档。
“你们周经理前天给我打过电话。”
我转过头。
“他说什么了。”
“问我家里有没有难处。”
我等着他说下去。他没说。
“就这样？”
“就这样。”他说，“我说没有。”
车外面有人在敲围挡，哐哐的。我把手放在膝盖上，包在肩膀上硌着，铁盒今天没带。
“我也被辞了。”我说。
他两只手在方向盘上捏了一下，指节响了一声。
过了一会儿他说：“昨天还是前天。”
“昨天。”
“哦。”
他不说话了。我以为他要问为什么，他没有。他打了转向灯。
“我下午还有一单。”他说，“春和里。你跟我去。”
我说：“我去干什么。”
“路远。”他说，“你坐着。”
车拐上主路。我从后视镜里看那栋楼，十一楼，我那个工位朝北，看不见。
“有些人的好，”他忽然说，“是背着你做的，你当面永远谢不着。”
我没接。
我看着前面。春和里这个名字，我脑子里过了一下。铁盒里有一块春和里的，六月九号。
我没问他是不是巧。
06
三天后，我在阳台上。
六楼的阳台朝南，晾衣杆上挂着郑好的校服和郑建平那件橘红马甲。马甲洗过一次，反光条掉的那一角更明显了。
铁盒在脚边。我把它打开，一块一块往外拿，拿抹布擦。
春和里，六月九号。梧桐巷三号院，九月二十一号。望江里，四月四号。
擦到一半，郑好从屋里出来，手里举着一只小船。木头做的，巴掌大，船身打磨得挺光，船尾刻着两个字，歪歪扭扭。
我认出来了。
那是望江里那块。十一月十七号。
“妈，这个好，你那个盒子里翻的。”他说，“你别生气。”
我说：“不生气。”
“我拿刻刀刻的，差点刻坏了。”
我说：“下回跟我说一声。”
他“嗯”了一声，抱着船回屋了。
我把剩下的擦完，按日期排好，一块一块放回盒里。
那天下午，我给以前一个供应商打了电话，问他们那边有没有零活。她说帮我留意。我又给一个做家具厂的老同学发了条消息。这些事不急，慢慢来。
郑建平在厨房下面条。他把排班表贴在冰箱门上了，用一块磁贴压着。那张纸皱巴巴的，是打印出来的，字很小。
他喊我：“吃不吃辣。”
我说：“少放。”
面条端出来两碗。他那碗上面卧了个蛋，我那碗没有。他看了一眼，把他那个蛋夹到我碗里。
我说：“你自己吃。”
他说：“我下午在家，随便煮。”
我把蛋咬了一半，剩下的又夹回去。他也没再推。
吃完面，我又去阳台收衣服。
太阳快下去了，对面楼有人在炒菜，油烟往上飘。
我把铁盒盖上。盒盖有点变形，扣不严实，得用手掌按一下才卡住。
我按了两下，卡住了。楼下有人喊收旧家电，我探出头应了一声，风把窗帘掀起来，打在胳膊上，我又按了一下盒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