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大众，这个曾被视为德国工业象征的汽车制造巨头，1938年9月正式更名为“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时，恐怕很难预料到，88年后的今天，它会做出将生产重心迁往海外的决定。它的诞生，源自当年希特勒提出的“国民汽车”计划——初衷是为普通德国民众打造价格合理、实用性强的车辆。
二战期间，大众凭借战时车型的生产优势，积累了庞大的技术和制造能力，也在全球汽车业站稳了脚跟。这家拥有12个品牌、在世界市场举足轻重的企业，如今为何选择离开本土？背后不仅是商业考量，更有外界环境的多重压力。
工业的命脉是能源与电力，一旦能源供应不足、电价高企，生产成本便会急剧增加。根据商业欧洲的统计，2024—2025年，欧盟工业电价约为每千瓦时0.199欧元，这个数字可能不直观，但与中国相比约是两倍，美国的三倍。能源方面，俄乌冲突的持续让欧洲失去了来自俄罗斯的低价石油和天然气供应，而中东的能源又多在美国的掌控之下，美国借机左右欧洲市场，使能源价格一路攀升。
这种情况下，德国甚至出现居民冬季不敢开暖气的尴尬局面。对于汽车制造商，切断高成本的本土生产线、转向成本优势明显的合作伙伴，便成了最直接的应对方式。中国成为了他们的首选，不仅因为成本，更因为技术与制造能力的崛起。
2024年，中国汽车出口量达到约640万辆，同比增长22.8%，大量销往欧洲。在不少细分市场中，中国制造的汽车甚至比欧洲本土车型更受欢迎。走进欧洲港口，你会看到满载中国制造车辆的滚装船停靠在那，场景颇为震撼。如今的“中国制造”，早已不仅是廉价的生活用品，还融合了高新技术与深度研发。
欧洲并没有全面反思自身产业困境，反而祭出各类贸易壁垒，这种做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晚清时期的闭关锁国。当一个地区不得不以封闭措施保护产业，往往意味着它正面临严重的竞争劣势。
外因方面，美国的作用不可忽视。俄乌冲突后，德国和欧盟为显示立场，果断切断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美国承诺支援，却以本土四倍的价格向欧洲销售天然气，看似援助，实则是抽取经济血液。正如前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在2024年递交给欧盟委员会的报告中警示，如果欧洲不进行结构性改革，将陷入“缓慢的痛苦”——就像温水煮青蛙，失去主动之下的缓慢衰退。
内因同样致命。欧洲长期的繁琐官僚程序，被不少分析称为“官僚黑洞”。层层流程消耗时间与机会，一次次错失产业改革的最佳窗口。在全球科技领域，中国展现了截然不同的策略——面对5G、人工智能等新兴赛道，提前布局、迅速投入，才有如今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
德国大众的外迁，是一个信号。如果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无法尽快调整思路、削减内耗、重塑产业竞争力，那么大众之外，还会有更多制造业巨头选择转身离开。这或许不是终点，而只是一个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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