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军回应贾跃亭新车是不是用了魏牌高山

一辆在美国发布的“全新”电动MPV,竟与国产魏牌高山9有着惊人的相似度,车身轮廓重合度超90%[工信部申报图对比分析],这究竟是跨国车企的独立创新,还是中国供应链的“影子工程”?当贾跃亭旗下法拉第未来第二品牌FX推出其首款MPV SuperOne时,全球车迷的目光不仅被其夸张的前脸巨屏吸引,更聚焦于它与中国车型之间难以忽视的“血缘关系”。7月中旬,SuperOne在洛杉矶完成全球首秀,定位“全球首款E-AI MPV”,主打人工智能与电动化融合概念,采用纯电驱动平台,宣称续航可达600公里以上[法拉第未来官方发布会数据]。然而,外观一经曝光,国内网友迅速发现其整体造型、车身比例、侧滑门设计乃至尾灯轮廓,几乎与长城汽车旗下的魏牌高山9如出一辙,唯一显著差异仅在于车头部分加装了一块贯穿式巨型LED屏幕。这场看似“跨国原创”的发布,瞬间演变为一场关于知识产权与产业合作边界的舆论风暴。

风暴中心,是长城汽车掌门人魏建军的回应。一段由博主采访的视频在网络广泛传播,镜头前的魏建军面对“贾跃亭新车是否与长城合作”的直接提问,语气平静却意味深长:“那是中间商去做的,是用散件组装的。”此言一出,信息量巨大。他并未否认车辆与中国制造的关联,反而揭示了一条隐秘却真实存在的产业路径——通过CKD(全散件组装)模式,中国车企的整车零部件被出口至海外,由第三方在当地完成组装与品牌化包装。魏建军进一步补充:“实事求是地说,有这样一个渠道,有可能对中国车企是有好处的,当然我们没有直接做这样一个事。”这句话既划清了长城汽车与法拉第未来的直接合作界限,又暗示了这种“间接出海”模式的战略价值。事实上,CKD模式在汽车产业早已成熟,尤其在东南亚、南美等市场广泛应用,用于规避高额关税并实现本地化生产。而此次事件,或将这一模式首次推至中美高端电动车领域的聚光灯下。

法拉第未来的回应则显得更为“官方”与“战略化”。8月3日,其全球总裁王佳伟公开回应抄袭质疑,强调FX Super One是“与中国的产业合作伙伴合作开发的”,并否认抄袭指控,称其为“各取所长”的共赢合作,旨在“将中国好的产品带入美国市场,实现互相成就和赋能”[法拉第未来官方微博声明]。这一说法与魏建军的“中间商散件组装”形成微妙呼应,却又在措辞上更强调“联合开发”的平等性。问题在于,若真为联合开发,为何整车设计几乎完全复刻魏牌高山9?从车身尺寸来看,SuperOne长宽高分别为5150mm、1980mm、1800mm,轴距3150mm,与魏牌高山9的5045mm、1960mm、1900mm、3080mm相比,虽有细微调整,但整体平台架构与空间布局高度一致[工信部产品公告数据]。尤其是在MPV车型中极为关键的侧滑门轨道设计、C柱倾斜角度以及后轮拱造型上,两者几乎可以重叠。这种程度的相似,已远超“设计灵感借鉴”的范畴,更接近于平台级的复用。

从技术角度看,魏牌高山9基于长城自研的新能源MPV平台打造,采用纯电或插电混动双动力路线,高配车型搭载前后双电机,综合功率可达350kW,百公里加速5.9秒[魏牌官网技术参数]。其智能化配置同样先进,配备NOA高阶智驾系统、双12.3英寸联屏及高通骁龙8155芯片。而SuperOne宣称的“E-AI”概念,核心正是其前脸那块可交互的巨型LED屏,据称能实现车外交互、表情显示与信息推送。然而,除这一噱头性配置外,法拉第未来并未公布SuperOne在三电系统、智能座舱或自动驾驶方面的具体技术细节。这不禁让人怀疑,其所谓“合作开发”,是否更多集中于品牌包装与软件层面的“中国智造+美国品牌”拼贴?毕竟,从零开发一款高端MPV平台的成本高达数十亿元,而直接利用成熟平台进行“再设计”,无疑是成本最低、速度最快的捷径。

这一事件背后,折射出中国汽车产业链前所未有的输出能力。长城汽车作为国内头部车企,其整车平台、三电系统乃至生产模具已具备国际竞争力。通过CKD或SKD(半散件组装)模式出口,不仅能规避贸易壁垒,还能帮助海外品牌快速落地产品。据中汽协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已达67.5万辆,同比增长32.4%,其中整车出口占比约78%,而零部件出口增速更快,达45.6%[中汽协数据]。这意味着,中国车企的“出海”已从整车销售,逐步延伸至技术标准与生产体系的输出。魏建军口中的“中间商”,很可能正是看中了这一趋势的贸易公司或技术中介,他们采购中国车企的整车散件,转手交付给海外品牌进行“本地化”组装与营销,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影子制造”生态。

对于消费者而言,这类“贴牌”车型的出现,既带来更低的购车门槛,也埋下品质与服务的隐忧。SuperOne若真基于魏牌高山9平台打造,其底盘调校、安全结构(如采用高强度钢占比超70%[长城汽车技术白皮书])与空间实用性将具备一定保障。但法拉第未来孱弱的交付能力与财务状况(截至2024年Q2,累计交付FF 91不足50辆[公司财报数据])令人对其后续服务能力打上问号。相比之下,魏牌高山9在国内已建立完善的销售与售后网络,用户可享受OTA升级、充电桩配套及上门服务。一旦SuperOne在海外出现故障,其零部件供应、软件更新乃至事故维修,都将面临巨大不确定性。这本质上是一场“品牌溢价”与“实际价值”的博弈:消费者为贾跃亭的“生态梦”买单,还是为长城汽车的“硬实力”埋单?

更深层次看,这场风波也暴露出全球汽车产业规则的模糊地带。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整车造型设计虽受专利保护,但若通过细微修改规避侵权认定,法律追责难度极大。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对汽车外观设计的审查周期长、判定复杂,使得“借鉴”行为常游走于灰色地带。与此同时,中国车企在出海过程中,也需警惕技术外流与品牌稀释风险。长城汽车虽未直接参与,但其平台被“复刻”用于竞品,长期可能影响其海外品牌形象与定价权。理想的做法或许是,像比亚迪、蔚来一样,以自有品牌直接出海,掌握产品定义与用户运营的主动权,而非沦为“隐形供应商”。

回到事件本身,无论SuperOne是“合作开发”还是“散件组装”,它都成为中国汽车制造能力的一次另类证明。魏建军的回应冷静而务实,既未情绪化指责,也未否认现实路径,反而点出了中国车企通过间接方式参与全球竞争的新可能。未来,随着更多中国平台、三电与智能技术输出,类似“换标车”或将频繁出现。对消费者而言,擦亮眼睛,看清“品牌光环”背后的真正技术来源,才是理性选择的关键。而对于中国车企,如何在输出技术的同时,守住品牌价值与创新主导权,将是全球化征程中必须面对的深层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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