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市场投简历投到第3份，主管电话进来，说年终奖给他留着，岗位也给他留着
我听见那句话说出口的时候，手里那张简历还热乎着，刚从人才市场二楼那台吱吱响的打印机里吐出来。
人才市场在城西，老纺织厂的厂房改的，房顶还是那种钢架结构，冬天不保暖，夏天像蒸笼。
那天是腊月十七，早上九点四十，我排在第3个摊位前。
第3份简历递出去不到二十分钟，手机就响了。
屏幕上是个座机号，我存过，是原来厂里的人事部。
我盯着那串数字看了好几秒，接起来，那边是李主管的声音，还是那样，慢吞吞的，像嘴里含着半口水。
他说，小周，你那个年终奖，我跟上面说了，给你留着。
他又说，岗位也给你留着，过了年你就回来。
我说我在人才市场。
他说，我知道，你先别急着签。
我说，我手里还有5份简历没投。
他说，你先别投。
我把电话挂了。
站在那个摊位前，我手里剩下的5份简历，纸角被攥得起了毛边。
摊位后面坐着个小姑娘，看着不到三十，穿一件黑色羽绒服，拉链拉到下巴，问我，大哥，你投不投，不投让一下，后面还有人。
我说投。
我又把简历递过去了。
她翻了两页，说，你45了？
我说是。
她说，我们这边招的是销售，底薪2800。
我说知道。
她说，你以前在机械厂干了二十年？
我说是。
她把简历合上，压在桌角一摞简历的最底下，说，行，回去等通知。
我知道那个等通知是什么意思。
从人才市场出来，外面在下小雪，不算雪，算是那种冰碴子，打在脸上跟沙子似的。
我站在台阶上，点了根烟。
这根烟是早上出门前，从我老婆放在鞋柜上的那包里抽的，红塔山，8块钱一包，她平时舍不得抽，只有上夜班困了才点一根。
我抽到一半，手机又响了。
还是那个座机号。
我没接。
它响了很久，自动断了，隔了不到一分钟，又响起来。
我把烟叼在嘴里，从口袋里摸出那张人才市场的入场券，5块钱一张，票根上印着日期，是手写的，腊月十七。
我把票根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
我看着那五个字，腊月十七。
去年腊月十七，我还在厂里，那天下午3点33分，车间里那台老冲床出了事，把一个姓孙的师傅右手三根手指压了。
我记得那个时间，是因为出事后，车间主任让我去调监控，我盯着屏幕右下角的时间看了很久。
3点33分，秒针跳到34，孙师傅的手就进去了。
后来孙师傅赔了多少钱，我不知道，只知道他过了年就没再来。
再后来，厂里就开始裁人。
先是临时工，然后是合同工，再然后，是我们这些干了十几年的老家伙。
我在厂里干了二十年，从25岁干到45岁，工龄比有些新来的年纪都大。
裁我的时候，是去年十一月底，李主管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根烟，我没接。
他说，小周，厂里难。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你先回去歇着，过了年再说。
我说，过了年是什么说法。
他说，过了年再说。
我就明白了。
我回去收拾东西的时候，工具柜里还有半袋茶叶，一盒没拆封的创可贴，一把用了六年的卷尺，卷尺头上的钩子磨得发亮。
我把这些东西装进一个塑料袋里，拎着从车间走出来，路过那台冲床，上面贴了封条。
封条是白纸黑字，写着“设备检修”。
我知道那不是检修。
那台冲床不会再开了。
我拎着袋子从厂门口出来，门卫老陈问我，小周，这就走了？
我说，走了。
他说，过了年还回来吧？
我说，不知道。
他说，回来好，回来好。
我走了几步，他又在后面喊，小周，你那个年终奖呢？
我没回头。
年终奖是每年腊月二十发，去年是1月15号，腊月二十，财务室门口排了很长的队，我从早上8点排到10点半，领了八千块。
八千块，我数了三遍。
第一遍数了八千，第二遍数了八千，第三遍数了七千九，少一张。
我又数了一遍，是八千。
我把钱揣在怀里，骑车回家，路上买了半只烤鸭，一斤蒜苗，两瓶啤酒。
到家的时候，我老婆还没下班，她在超市理货，晚上10点才回来。
我把烤鸭切了，蒜苗炒了，啤酒放在桌上，等她。
她回来的时候，看见桌上的菜，愣了一下，问我，今天什么日子？
我说，发年终奖了。
她说，多少？
我说，八千。
她没说话，把外套脱了，坐在桌子前，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烤鸭，嚼了两口，说，咸了。
我说，可能酱放多了。
她说，明年别买烤鸭了，买点排骨。
我说，行。
那顿饭吃到一半，她问我，你们厂里今年裁人吗？
我说，不知道。
她说，我听隔壁老刘说，他们厂裁了三十多个。
我说，那是他们厂。
她说，你那个厂，还能撑多久？
我说，撑多久算多久。
她把筷子放下，说，周建国，你45了。
我说我知道。
她说，你要是被裁了，咱家房贷还有12年。
我说我知道。
她说，你不知道。
那天晚上，她没再跟我说话。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她已经走了，桌上放着一碗小米粥，凉了，上面结了一层薄薄的膜。
我把那碗粥热了热，喝了两口，又倒掉了。
因为我知道，她煮粥的时候，心里是有气的。
她心里有气的时候，粥就煮得特别稠，稠到喝不下去。
我在人才市场门口站了很久，烟抽完了，冰碴子还在下。
我把手里剩下的5份简历，卷成一个筒，塞进路边的垃圾桶里。
垃圾桶满了，简历插在边上，露出来半截，上面印着我的名字，周建国，还有一行小字，1978年生，机械制造专业，二十年经验。
我转身走了。
走到公交站的时候，手机又响了。
这回不是座机，是一个手机号，我存过，是老赵。
老赵是我在厂里的师兄弟，比我大两岁，去年也被裁了，现在在城南一个小区当保安，一个月三千二，包住不包吃。
我接了电话，他说，你在哪？
我说，人才市场。
他说，你来我这吧，我这缺人。
我说，我45了，当保安人家要吗？
他说，我跟队长说了，你是我师弟，人老实，能干。
我说，我考虑考虑。
他说，考虑啥，先干着，总比在家坐着强。
我没说话。
他又说，你那个年终奖，李主管给你打电话了吗？
我说，打了。
他说，给你留了？
我说，他说留了。
他说，那你回去啊。
我说，他说岗位也给我留着。
他说，那你回去啊。
我说，老赵，去年孙师傅出事的时候，你在不在场？
他顿了一下，说，在。
我说，那个冲床，是不是早就该修了？
他说，你问这个干啥。
我说，我就是问问。
他说，小周，有些事，你别问。
我说，我知道了。
我把电话挂了。
公交车来了，我上了车，车上人不多，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窗。
车开了，路过那家社区医院，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没亮灯。
我想起来，去年孙师傅出事之后，厂里组织体检，我查出来血压高，高压158，低压102，医生让我吃药，我没吃。
我觉得我没病。
我只是45了。
到家的时候，是中午12点40分。
我老婆在厨房做饭，听见门响，没回头，问我，投了几份？
我说，投了1份。
她说，1份？
我说，剩下的没投。
她说，为啥不投？
我说，李主管打电话了。
她把火关了，转过身，看着我。
她说，他说啥？
我说，他说年终奖给我留着，岗位也给我留着。
她说，那你回去啊。
我说，他说的是过了年。
她说，过了年就过了年。
我说，他说的是岗位给我留着，不是让我回去上班。
她说，那有什么区别？
我说，区别是，他让我回去，是因为缺人，还是因为可怜我。
她说，周建国，你是不是有病？
我说，我没病。
她说，那你在这矫情啥？
我没说话。
她把锅端起来，把里面的菜倒进盘子里，端到桌上，说，吃饭。
那顿饭吃得很安静。
她吃完了，去上班了，走之前，在门口换鞋，说了一句，你自己想清楚。
门关上了。
我一个人坐在桌子前，看着盘子里剩下的半盘菜，青椒炒肉，肉切得很碎，青椒也切得很碎，她炒菜一直这样，什么都切得碎碎的，说是好熟。
我把那半盘菜倒了。
倒的时候，我看见垃圾桶里有一张超市的小票，是昨天的，上面有小米，有鸡蛋，还有一包红塔山。
红塔山是8块5。
她给自己买的。
我站在垃圾桶前，站了很久。
下午3点33分，我坐在沙发上，手机又响了。
还是那个座机号。
我看着它响，响了十几声，我没接。
它断了。
过了两分钟，又响了。
我接了。
那边不是李主管，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问我，是周建国吗？
我说是。
她说，我是厂里人事的小刘，李主管让我问你，你那个年终奖，是打你卡上，还是你来厂里领？
我说，打哪张卡？
她说，你原来工资卡。
我说，那张卡我注销了。
她愣了一下，说，那你来厂里领吧。
我说，什么时候？
她说，腊月二十，上午9点。
我说，好。
她说，李主管还说，让你过了年，正月十六来上班，岗位还是你原来的岗位。
我说，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茶几上的那张人才市场入场券，票根还在，腊月十七。
我把它翻过来，背面还是空白的。
我拿了一支笔，在上面写了几个字。
写的是，正月十六。
字写得歪歪扭扭，因为茶几太矮，我弯着腰，手有点抖。
写完，我把票根夹进茶几下面的一本旧书里，那本书是我儿子上初中时的物理课本，他今年大三，在武汉，学的是计算机，过年不回来，说要在学校准备考研。
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他没接。
过了半个小时，他回了一条微信，说，爸，我在图书馆，有事吗？
我说，没事。
他说，过年我可能回不去。
我说，知道了。
他说，你们注意身体。
我说，好。
我把手机放下，走到阳台上，阳台上晾着我老婆昨天洗的工作服，超市的红马甲，领口洗得发白。
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楼下有个老头在遛狗，狗是条土狗，黄毛，跑几步就停下来闻地。
老头拽着绳子，说，走啊，走啊。
狗不走。
老头就站着等。
我看了很久。
晚上10点，我老婆回来了，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斤排骨。
她说，今天超市排骨打折，19块8一斤，我买了一斤。
我说，好。
她说，你吃了吗？
我说，吃了。
她说，吃的啥？
我说，剩菜。
她说，剩菜你还吃，不怕坏。
我说，没坏。
她把排骨放进冰箱，洗了手，坐在沙发上，问我，李主管又打电话了？
我说，打了。
她说，怎么说？
我说，腊月二十去领年终奖，正月十六上班。
她说，那你回去吗？
我说，不知道。
她说，周建国，你到底在想啥？
我说，我在想，孙师傅那三根手指。
她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她说，那事跟你有啥关系？
我说，没关系。
她说，那你提它干啥？
我说，我就是想起来。
她说，你想起来有啥用？
我说，没用。
她站起来，去了卧室，门没关严，留了一条缝。
我从那条缝里看见她坐在床边，低着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没动。
我坐在沙发上，把电视打开，又关上。
我把茶几下面的那本物理课本拿出来，翻开，票根还在，上面写着正月十六。
我看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城南，老赵那个小区。
小区叫幸福家园，是2008年建的，一共12栋楼，老赵在门口保安亭里，穿着制服，戴着帽子，看见我来了，站起来，说，来了？
我说，来了。
他说，我跟队长说了，你明天来上班，先干白班，早8点到晚8点，一个月3200。
我说，行。
他说，你那个厂里，还回去吗？
我说，不知道。
他说，要我说，你就回去，毕竟是干了二十年的地方。
我说，老赵，我昨天问你的那个事，你没回答我。
他说，啥事？
我说，那个冲床，是不是早就该修了。
他看着我，看了一会儿，说，小周，你知道那个冲床是哪年买的吗？
我说，2003年。
他说，2003年买的，用到去年，二十年了，你说该不该修。
我说，该修。
他说，那修了吗？
我说，没有。
他说，为啥没修？
我说，没钱。
他说，那不就结了。
我没说话。
他说，小周，有些事，不是咱们能管的。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你知道就好。
我在保安亭里坐了一会儿，老赵给我倒了杯水，纸杯，水是热的，我喝了一口，有点烫。
他说，你那个年终奖，多少钱？
我说，八千。
他说，去年也是八千？
我说，去年是八千，前年是七千五，大前年是七千。
他说，那今年呢？
我说，今年还没发。
他说，李主管说给你留着，那就是留着。
我说，他说的是给我留着，不是发给我。
他说，那有啥区别？
我说，区别是，留着是留着的，发是发的。
他说，小周，你是不是有病？
我说，我没病。
他说，那你在这矫情啥？
我笑了笑，没说话。
从幸福家园出来，我坐公交车回家，路过那家社区医院，门口还是那辆救护车，还是没亮灯。
我想起来，去年体检的时候，医生跟我说，你这个血压，得吃药，不吃药，早晚出事。
我说，我没事。
医生说，你现在没事，不代表以后没事。
我说，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医生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
我说，我不是犟，我是没钱。
医生说，药不贵，一个月几十块。
我说，几十块也是钱。
医生没再说话。
我拿着体检报告从医院出来，路过药店，没进去。
我把体检报告塞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再也没看过。
腊月二十，早上8点半，我到了厂门口。
门卫老陈还在，看见我，说，小周，来了？
我说，来了。
他说，领年终奖？
我说，嗯。
他说，李主管在办公室等你。
我说，好。
我进了厂门，厂区里很安静，车间那边没有机器声，只有几个工人在扫地。
我路过那台冲床，封条还在，白纸黑字，写着“设备检修”。
我站了一会儿，继续走。
到了办公楼，上了二楼，李主管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门开着，他坐在桌子后面，看见我，站起来，说，小周，来了。
我说，来了。
他说，坐。
我坐下。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说，这是八千，你数数。
我没数。
我说，李主管，这个钱，是年终奖，还是遣散费？
他愣了一下，说，年终奖。
我说，那岗位呢？
他说，正月十六来上班，还是你原来的岗位。
我说，原来的岗位，是哪台机器？
他说，还是那台冲床。
我说，那台冲床不是封了吗？
他说，过了年就解封。
我说，修好了？
他说，修好了。
我说，谁修的？
他说，厂里找人修的。
我说，花了多少钱？
他说，这个你别问。
我说，李主管，去年孙师傅出事的时候，你在不在场？
他看着我，看了一会儿，说，小周，你今天来，是领年终奖的，还是来问事的？
我说，我来领年终奖的。
他说，那你把钱拿着。
我把信封拿起来，揣在怀里。
他说，过了年，正月十六，别忘了。
我说，忘不了。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他又叫住我，说，小周。
我回头。
他说，孙师傅那事，厂里赔了钱，他也没再追究，你就别想了。
我说，我没想。
他说，你没想就好。
我从办公楼出来，路过车间，路过那台冲床，路过那台吱吱响的打印机。
我从厂门口出来，老陈问我，领了？
我说，领了。
他说，多少？
我说，八千。
他说，不少。
我说，嗯。
他说，过了年还来？
我说，不知道。
他说，回来好，回来好。
我走了。
走到公交站，我把信封拿出来，数了一遍，八千。
我又数了一遍，八千。
第三遍，还是八千。
我把钱揣好，上了公交车，坐在最后一排，靠窗。
车开了，路过人才市场，门口还是那么多人，有人手里拿着简历，有人站在台阶上抽烟。
我看见一个人，跟我差不多年纪，穿着一件旧夹克，手里攥着一卷简历，站在台阶上，东张西望。
我看了他一会儿，车开过去了。
到家的时候，是中午11点40分。
我老婆在厨房做饭，听见门响，问我，领了？
我说，领了。
她说，多少？
我说，八千。
她说，那你回去上班吗？
我说，不知道。
她说，周建国，你是不是有病？
我说，我没病。
她说，那你到底想干啥？
我说，我在想，孙师傅那三根手指，换了多少钱。
她说，你管人家换了多少钱。
我说，我没管，我就是想。
她说，你想有啥用？
我说，没用。
她说，那你别想了。
我说，好。
我把信封放在桌上，进了卧室，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像一条干涸的河。
我看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
下午3点33分，手机响了。
是李主管。
他说，小周，你那个年终奖，数了吗？
我说，数了。
他说，多少？
我说，八千。
他说，对。
我说，李主管，我问你个事。
他说，你说。
我说，孙师傅那三根手指，赔了多少钱？
他顿了一下，说，你问这个干啥？
我说，我就是问问。
他说，小周，有些事，你别问。
我说，我知道了。
他说，过了年，正月十六，别忘了。
我说，忘不了。
挂了电话，我从床上坐起来，走到阳台上，看着楼下，那个老头还在遛狗，狗还是那条黄毛土狗，跑几步就停下来闻地。
老头拽着绳子，说，走啊，走啊。
狗不走。
老头就站着等。
我看了很久。
晚上10点，我老婆回来了，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斤排骨。
她说，今天排骨又打折，18块8一斤，我又买了一斤。
我说，好。
她说，你吃了吗？
我说，吃了。
她说，吃的啥？
我说，剩菜。
她说，剩菜你还吃，不怕坏。
我说，没坏。
她把排骨放进冰箱，洗了手，坐在沙发上，问我，李主管又打电话了？
我说，打了。
她说，怎么说？
我说，正月十六上班。
她说，那你回去吗？
我说，不知道。
她说，周建国，你到底在想啥？
我说，我在想，那台冲床。
她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她说，那台冲床跟你有啥关系？
我说，没关系。
她说，那你提它干啥？
我说，我就是想起来。
她说，你想起来有啥用？
我说，没用。
她站起来，去了卧室，门没关严，留了一条缝。
我从那条缝里看见她坐在床边，低着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没动。
我坐在沙发上，把电视打开，又关上。
我把茶几下面的那本物理课本拿出来，翻开，票根还在，上面写着正月十六。
我看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城南，老赵那个小区。
老赵在门口保安亭里，看见我，说，来了？
我说，来了。
他说，你那个厂里，还回去吗？
我说，不知道。
他说，要我说，你就回去。
我说，老赵，我昨天问你的那个事，你没回答我。
他说，啥事？
我说，那个冲床，是不是早就该修了。
他看着我，看了一会儿，说，小周，你知道那个冲床是哪年买的吗？
我说，2003年。
他说，2003年买的，用到去年，二十年了，你说该不该修。
我说，该修。
他说，那修了吗？
我说，没有。
他说，为啥没修？
我说，没钱。
他说，那不就结了。
我没说话。
他说，小周，有些事，不是咱们能管的。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你知道就好。
我在保安亭里坐了一会儿，老赵给我倒了杯水，纸杯，水是热的，我喝了一口，有点烫。
他说，你那个年终奖，多少钱？
我说，八千。
他说，去年也是八千？
我说，去年是八千，前年是七千五，大前年是七千。
他说，那今年呢？
我说，今年还没发。
他说，李主管说给你留着，那就是留着。
我说，他说的是给我留着，不是发给我。
他说，那有啥区别？
我说，区别是，留着是留着的，发是发的。
他说，小周，你是不是有病？
我说，我没病。
他说，那你在这矫情啥？
我笑了笑，没说话。
从幸福家园出来，我坐公交车回家，路过那家社区医院，门口还是那辆救护车，还是没亮灯。
我想起来，去年体检的时候，医生跟我说，你这个血压，得吃药，不吃药，早晚出事。
我说，我没事。
医生说，你现在没事，不代表以后没事。
我说，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医生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
我说，我不是犟，我是没钱。
医生说，药不贵，一个月几十块。
我说，几十块也是钱。
医生没再说话。
我拿着体检报告从医院出来，路过药店，没进去。
我把体检报告塞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再也没看过。
腊月二十，早上8点半，我到了厂门口。
门卫老陈还在，看见我，说，小周，来了？
我说，来了。
他说，领年终奖？
我说，嗯。
他说，李主管在办公室等你。
我说，好。
我进了厂门，厂区里很安静，车间那边没有机器声，只有几个工人在扫地。
我路过那台冲床，封条还在，白纸黑字，写着“设备检修”。
我站了一会儿，继续走。
到了办公楼，上了二楼，李主管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门开着，他坐在桌子后面，看见我，站起来，说，小周，来了。
我说，来了。
他说，坐。
我坐下。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说，这是八千，你数数。
我没数。
我说，李主管，这个钱，是年终奖，还是遣散费？
他愣了一下，说，年终奖。
我说，那岗位呢？
他说，正月十六来上班，还是你原来的岗位。
我说，原来的岗位，是哪台机器？
他说，还是那台冲床。
我说，那台冲床不是封了吗？
他说，过了年就解封。
我说，修好了？
他说，修好了。
我说，谁修的？
他说，厂里找人修的。
我说，花了多少钱？
他说，这个你别问。
我说，李主管，去年孙师傅出事的时候，你在不在场？
他看着我，看了一会儿，说，小周，你今天来，是领年终奖的，还是来问事的？
我说，我来领年终奖的。
他说，那你把钱拿着。
我把信封拿起来，揣在怀里。
他说，过了年，正月十六，别忘了。
我说，忘不了。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他又叫住我，说，小周。
我回头。
他说，孙师傅那事，厂里赔了钱，他也没再追究，你就别想了。
我说，我没想。
他说，你没想就好。
我从办公楼出来，路过车间，路过那台冲床，路过那台吱吱响的打印机。
我从厂门口出来，老陈问我，领了？
我说，领了。
他说，多少？
我说，八千。
他说，不少。
我说，嗯。
他说，过了年还来？
我说，不知道。
他说，回来好，回来好。
我走了。
走到公交站，我把信封拿出来，数了一遍，八千。
我又数了一遍，八千。
第三遍，还是八千。
我把钱揣好，上了公交车，坐在最后一排，靠窗。
车开了，路过人才市场，门口还是那么多人，有人手里拿着简历，有人站在台阶上抽烟。
我看见一个人，跟我差不多年纪，穿着一件旧夹克，手里攥着一卷简历，站在台阶上，东张西望。
我看了他一会儿，车开过去了。
到家的时候，是中午11点40分。
我老婆在厨房做饭，听见门响，问我，领了？
我说，领了。
她说，多少？
我说，八千。
她说，那你回去上班吗？
我说，不知道。
她说，周建国，你是不是有病？
我说，我没病。
她说，那你到底想干啥？
我说，我在想，孙师傅那三根手指，换了多少钱。
她说，你管人家换了多少钱。
我说，我没管，我就是想。
她说，你想有啥用？
我说，没用。
她说，那你别想了。
我说，好。
我把信封放在桌上，进了卧室，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像一条干涸的河。
我看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
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李主管那句岗位给我留着，到底算不算数。
你们身边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人被裁了，年终奖还给你留着，岗位也说留着，可你就是不知道该不该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