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修车，老板说变速箱坏了要花6000。
我没修，换了一家店。
第二家店在汽配城最里头，招牌褪色得只剩“修理”俩字，结果师傅只花了800块就把车修好，还说之前那店纯粹是坑人。
师傅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手背上趴着几道深纹，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油。
他把旧零件递给我时，指节在零件边缘敲了敲：“就是个传感器松了，按按就能好。”我捏着那枚比拇指盖大不了多少的零件，心里发沉，掏出烟递过去，他摆手说戒了，转身去擦工具箱上的灰，抹布过处，露出箱角刻的“老周”俩字。
临走前，老周从抽屉里摸出张名片，纸边卷了毛：“以后有事找我，别信门口那些花里胡哨的。”我接过一看，背面用圆珠笔写着“晚上八点后别打电话，孩子要写作业”。 过了半个月，我表弟说他车怠速不稳，我直接把他拉到老周的店。
老周正蹲在地上拆轮胎，看见我们，直起身捶了捶腰，让表弟把车开上架子。
他检查的时候，我注意到店里多了个书包，天蓝色的，拉链上挂着个奥特曼挂件，靠在墙角的小板凳上。
“得换个节气门，”老周拿着扳手起身，“原厂件450，副厂280，你选。”表弟选了原厂，老周点点头，转身去库房拿货。
我趁机问：“师傅，孩子上小学了？”他手里的动作顿了顿，声音低了点：“三年级，就在隔壁巷子里的学校。” 等车修完，表弟要扫码付款，老周却摆手：“等会儿，我再试试。”他坐进驾驶座，打着火，轰了两脚油门，又打开引擎盖调了调怠速螺丝，折腾了十分钟才下来：“好了，再开两个月没问题。”表弟要多给五十块辛苦费，他死活不收，只说：“下次介绍人来就行。” 那天之后，我成了老周的“回头客”，不是修车，是顺道给他带点东西。
有时是我妈做的馒头，有时是孩子穿小的衣服。
老周每次都要推辞，最后还是收下，下次准会在我车里放瓶玻璃水，或是一包自己炒的瓜子。
转折是在三个月后。
那天我加班到十点，路过汽配城，看见老周的店还亮着灯。
我停下车，想进去打个招呼，却听见里面有争执声。
“爸，你这是何苦？”是个年轻女孩的声音，带着哭腔，“那笔钱明明够我交学费，你非要拿去给那家人修车！” “闭嘴！”老周的声音比平时高了些，“人家孩子等着救命，那车是救护车，不能坏在路上。” 我趴在门缝上看，只见老周坐在小板凳上，手里捏着张缴费单，指腹在“住院费5000”那行字上反复摩挲。
旁边的女孩，二十来岁，穿着大学制服，手里攥着个皱巴巴的录取通知书，上面印着省城师范大学的名字。
“可是我的学费怎么办？”女孩的声音低了下去，“你都跟人借了三次了，这次再借……” 老周没说话，起身从抽屉里拿出个铁盒子，打开，里面全是零钱，一沓一沓用皮筋捆着。
他数了三遍，把钱退到女孩面前：“这是3800，你先拿着，剩下的我明天去想办法。” 女孩没接，眼泪掉在通知书上，晕开一小片墨迹：“爸，你还记得我吗走的时候说什么吗？
她说让你别太实在，别总让人欺负……” “我知道。”老周打断她，拿起那枚奥特曼挂件，擦了擦上面的灰，“但上次那救护车，拉的是个刚出生的娃娃，才两斤重，要是车坏了，那娃娃就没了。” 我站在门外，突然想起第一次来修车时，老周说的那句“之前那店纯粹是坑人”。那时我以为他只是耿直，现在才明白，他不是不会赚黑心钱，是不能。
第二天一早，我把家里的积蓄取了两万，装在信封里，直奔老周的店。
他正在给一辆自行车补胎，看见我，笑着问：“今天又来送什么好吃的？” 我把信封递过去，他愣了愣，伸手要接，又突然缩了回去，手指在裤腿上蹭了蹭：“这是什么？
我可不能要。” “师傅，”我声音有点发紧，“这是给孩子交学费的，你要是不收，我以后就不来你这儿修车了。” 老周盯着信封看了半天，又抬头看我，眼睛里有点红。
他伸手拿起信封，打开看了看，又把钱倒出来，数了一遍，然后把其中一沓抽出来，递回给我：“太多了，1500就够了，剩下的你拿回去。” 我不要，他却硬塞给我，说：“我知道你是好心，但我不能多要。
以后你要是有朋友修车，多介绍几个人来，比什么都强。” 我点点头，没再推辞。
临走时，老周从书包里拿出个苹果，塞给我：“昨天孩子买的，甜得很。” 我咬了一口，确实甜，甜得有点发苦。
我坐进车里，看着老周又蹲下去补胎，阳光照在他背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车窗外，汽配城门口的大喇叭还在喊：“变速箱维修，全市最低价，只要5800！” 我发动车子，后视镜里，老周的店越来越小，那枚奥特曼挂件，在风里轻轻晃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