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集团的宫斗与利润滑坡：在中国市场冲击下推动的全球性博弈
2026年上半年，大众集团宣布的业绩戳中了市场的痛点。营收达到1581亿欧元，较去年同期微降0.2%；但利润端更难看，营业利润同比下滑11.6%，利润率跌至3.8%，税后利润更是砍去约三成，股价今年以来也走低约三成。这一连串数字背后，是一个正试图在全球格局中重新定位自己的巨头，却在关键市场和结构性挑战上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
两周前的一场关键会议，暴露出治理层与工会之间的根本分歧。监事会开会持续了五个小时，管理层提交的重组方案里，关停德国四座工厂、全球裁员最多达到10万人等举措遭到员工代表的否决，票数为12对7。这一次，董事会与工会的对立并非简单的利益分配问题，而是对未来发展路径的直接不同判断。
从管理层的视角，当前的生存压力来自利润与现金流的双重压顶：上半年全球交付量同比下降6.3%，中国合资销量跌幅则高达31.6%，合资权益利润更是缩水超过63%。但在大众全球版图的另一端，除中国以外的市场却出现轻微反弹，销量微增约0.6%，这让管理层将问题定位到中国市场的结构性挑战与竞争格局之上。
与此同时，集团的结构性负担并未因此而减轻。卡车业务、金融板块仍在拖累整体业绩，“其他/合并抵销”等科目也出现约10.5亿欧元的亏损；在德国本土，茨维考等工厂的产能利用率远未达到理想水平，2030年的预测甚至指出利用率仅有42%。在此背景下，管理层提出一轮激进改革：砍掉一半车型、把全球产能压缩至约900万辆、关停4座德国工厂，并额外新增5万至10万人的裁员空间，核心目标是通过降本来加速对电动化与软件等高投入领域的支撑能力。
但改革的速度并非各方所愿。工会方面看到的则是改革逐步显现成效的信号：大众集团核心品牌群的营业利润在逆势中上涨约4.5%，奥迪和保时捷等豪华板块持续向好；软件子公司CARIAD的亏损明显收窄，电池业务的亏损也在持续收窄，优质业务合计带来约10亿欧元的盈利增量。工会的逻辑在于：在现有的产品结构、智能化水平与区域布局尚未稳固之前，先进行产能和岗位的全面调整可能并非最优路径。管理层的判断则强调，若不先压缩产能与成本，遏制亏损的速度将远远跟不上电动化与软件投入的节奏。
双方的分歧的核心，在于对改革顺序的不同理解。管理层坚持“先降本、再强产品竞争力”的路径，认为只有通过缩减产能、清理低效车型和关停产线，才能为后续的产品革新和软件生态的扩张留出空间。工会则强调应先在产品结构、智能化水平、区域布局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再对工厂和岗位进行匹配调整，避免在尚未建立更强竞争力的环节让一线员工承担过高成本。
这场论战背后的时间线也显得扑朔迷离。回望2024年底签署的劳资协议，工人们同意自愿削减约3.5万岗位，以换取不再强制裁员、保留本土工厂的承诺以及每年约15亿欧元的人力成本节省。然而时过境迁，管理层的改革设想却是在较短的时间窗口内寻求对这一契约的再衡量，试图以更激进的步伐推动成本重构和产能整合。这场快速的改革“逆向”动作，使工会以更高的警惕回应，担忧成为天平偏向管理层的转折点。
工会对管理层策略的反应，也揭示出大众治理结构的独特性。不同于单一CEO主导的企业，大众有“就职安全性+产能决策”的双重护城河。监事会由股东与员工各占一半，若出现普通决议票数平手，主席会给予决定票；然而关停工厂等重大事项，需要获得监事会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员工代表的团体否决往往成为阻力。此外，《大众法》规定，涉及关键事项时，必须获得超过80%的股份赞成，控股州Lower Saxony还掌握着20%的投票权，从法理层面赋予了重要的一票否决权。因此，尽管管理层焦急，终局的走向仍受制度性约束的制约。
这场博弈的本质，或许并非仅仅关于产能过剩或利润滑坡那么简单。它折射出一个“旧帝国”在向新世界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治理结构、利益格局与文化惯性的深层矛盾。若要真正实现从传统燃油阵地向纯电动和软件化生态的转型，必须同时解决产品线配置、区域市场策略、技术路线与工厂布局之间的协同，而不是以牺牲一线岗位和社保关系来换取短期的财务平衡。
次阶段的博弈将继续展开。8月底即将召开的职工大会，被许多人视为可能触发新一轮风暴的节点。对大众而言，如何在不触动现有契约红线的前提下，推动必要的结构性调整，同时在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实现更加稳健的协同，将成为决定未来数季甚至数年的关键变量。无论结果走向如何，新的周期无疑会把以往的“效率与成本优先”与“产品与区域协同”之间的张力推向更聚焦的对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