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男人创业八年，我拿6006年终奖，他男助理拿280万，续约时我递了报告
腊月二十六下午三点三十三分，财务把年终奖明细发到我邮箱，我点开，自己的名字后面跟着六千零六块，紧跟着下面一行，周扬，两百八十万。
我盯着那两个数字看了很久，久到屏幕自动暗下去，映出我一张没什么表情的脸。
周扬是我男人的男助理，二十六岁，去年三月入职，工位就在我斜对面。
我男人叫陈建国，四十八岁，做建材生意，我们结婚十九年，他创业八年。
这八年里，我替他管过仓库、跑过税务、垫过工人工资，最多的时候我一个人顶着三个人的岗，白天接单晚上对账，胃疼到在办公室地上蹲着，手里还攥着送货单。
公司是他开的，法人是他，公章在他抽屉里，我连个股东都不算。
他一直说，夫妻之间不搞那些虚的，钱都在家里，用的时候说一声就行。
我信了很多年，不是傻，是懒得跟自己男人掰扯这些。
那天我没回家，直接在办公室坐到六点半，等人都走光了，才推开他办公室的门。
他正跟周扬说话，两个人凑在电脑前，周扬指着屏幕笑得肩膀一抖一抖的。
见我进来，周扬站直了，叫了声嫂子，声音很甜。
我把手机屏幕转过去，指着那两行数字问陈建国，这是我的，那是他的，你给我解释解释。
陈建国看了一眼，脸上没什么波澜，说年终奖是按贡献来的，周扬今年跟了几个大单，这是公司定的规矩。
我说我今年也跟了单，仓库那批货压了四十天，是我一家一家打电话清出去的，还有三个老客户的尾款，拖了小半年，也是我磨回来的。
他说那不一样。
我问哪里不一样。
他说周扬能陪客户喝酒，能半夜去机场接人，能跟甲方那个四十多岁的女采购聊到一块去，这些你干不了。
周扬站在旁边，没走，也没说话，就低着头看自己鞋尖。
我记得他那天穿一双白的运动鞋，鞋带系得很整齐，指甲剪得干干净净，手背上什么也没有。
一个二十六岁的大男孩，站在我跟我男人中间，像一块夹在牙缝里的肉。
我转身走了。
腊月二十七，我没去公司，在家躺了一天，没吃饭，也没睡着。
中午的时候，陈建国回来过一趟，拿了个文件袋，在客厅站了一会儿，说你别多想，公司现在难，明年就好了。
我说你难，难到给一个助理发两百八十万。
他说那不是年薪，那是奖金，包含了很多东西，你别只看表面。
我说我看不懂，你就直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周扬的舅舅在城投那边管事，今年那三个标，都是他帮着递的话。
我一下子没接上话。
这件事情我知道，去年春天他确实提过一嘴，说有个关系要用，具体怎么用的他没细说，我也没追问。
现在他告诉我，这两百八十万，一半是奖金，一半是谢礼，走的是周扬的账。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
他说跟你说了你也帮不上忙，还多一个人操心。
这句话比那两百八十万更让我难受。
腊月二十八，我去公司收拾东西。
我的工位不大，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角有个缺口，是前年搬货的时候磕的。
抽屉里有一罐胃药，还剩小半瓶，一瓶护手霜，用到底了，挤不出来，还有一张去年中秋的合影，是在楼下小饭馆拍的，七八个人，陈建国站中间，我站最边上，周扬蹲在前排，比了个剪刀手。
我把这些东西装进一个纸箱，箱子是之前进样品用的，边角还贴着快递单。
周扬那天也在，他大概看出我要走，站起来想说什么，嘴张了一下，又闭上了。
我没理他，抱着箱子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他追上来，递给我一个信封。
他说嫂子，这个你拿着。
我没接。
他说这是他自己的钱，不是陈总给的，他知道这事对我不公平。
我看着他，二十几岁的脸，干干净净，眼睛里没什么坏水。
我说你拿着吧，你比我需要。
他说嫂子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说我知道你不是，但这事跟你没关系，你也是打工的。
他站在门口没动，我抱着箱子下了楼，外面刮着风，纸箱很轻，轻得我心里发空。
那天晚上，我妹妹给我打电话，问我过年回不回老家。
我说回，明天就走。
她说姐你声音不对，出什么事了。
我说没事，就是累了。
她不信，追着问了半天，我才把年终奖的事说了。
她在电话那头骂了一句，说这男的还有良心吗，八年了，你跟着他吃多少苦，现在发达了就把你当外人。
我说他也没把我当外人，钱都还在家里。
她说姐你清醒一点，钱在家里跟钱在你手里是两回事。
这句话我记了很久。
腊月二十九，我回了老家，我妈七十了，一个人在老房子住，院子里养了四只鸡，门口种了一排葱。
她见我回来，高兴得不行，忙着给我煮面，还卧了两个鸡蛋。
我坐在灶台边看她忙活，忽然就有点想哭，但忍住了。
我妈问陈建国怎么没来。
我说他忙。
她哦了一声，没再问。
晚上我睡在我以前的房间，床还是那张旧木床，床腿下面垫了四块砖，压出的印子在水泥地上清清楚楚。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那个数字，六千零六，两百八十万。
六千零六这个数字很奇怪，不是六千，不是六千五，偏偏后面多六块钱。
我后来查了一下，说是按绩效系数乘出来的，算得很精确，精确到六块钱。
可是两百八十万，那么整，整得像随手写的。
正月初六，我回了城里，没去公司，也没跟陈建国说话。
他大概也觉出不对，初七那天晚上主动做了饭，炒了两个菜，还买了条鱼。
吃饭的时候他说，年后公司要续约，几个老股东要退，他想把股份重新分一下，问我有没有想法。
我说我能有什么想法，我又不是股东。
他放下筷子，说你这是跟我置气。
我说我没置气，我就是想知道，这八年我在你眼里值多少钱。
他说你别拿这个说事，钱不能这么算。
我说那要怎么算，你给我算算。
他没说话，低头扒了两口饭，鱼没怎么动。
正月初十，我去见了我以前的同事李红。
她比我大五岁，早年在纺织厂上班，后来厂子倒了，她出来做家政，现在手底下有十几个人，一个月挣得不多，但都是自己的。
我跟她说了年终奖的事，她听完，点了根烟，抽了两口，说这年头，跟着男人干，不如跟着自己干。
我说我干不了什么，年纪大了，也没什么本事。
她说你管了八年仓库，跑了八年税务，跟了八年客户，这不叫本事叫什么。
我说那是给自家干。
她说自家最不划算，你给外人干，干得好人家还念你一句，给自家干，干好了是应该的，干不好是你的错。
她这话我不爱听，但我知道是真的。
她还跟我说了个事。
她有个姐妹，跟她男人开饭店开了十二年，从一个小摊做到两层楼，后来男人在外面找了个年轻的，要离婚，分财产的时候才发现，房子车子都在男人他弟名下，她手里什么都没有，最后只分到八万块。
我说那她怎么办。
李红说能怎么办，重新出来做呗，现在在超市理货，一个月三千二，自己租房住。
我听完没说话，心里堵得慌。
正月十二，陈建国又找我谈了一次。
这次他把话摊开说了，说公司现在估值大概六千万，几个老股东要退，他打算让周扬顶一部分股份进来，因为周扬舅舅那边的关系还要用。
我说那我呢。
他说你不一样，你是自己人。
我说自己人就不算股份。
他说你别钻牛角尖，股份是给外人的，你是家里的人，家里的事不用股份来算。
我问他，那家里的事用什么算。
他想了想，说感情。
我笑了，我说感情能值两百八十万吗。
他脸沉下来，说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张口闭口都是钱。
我说我不是张口闭口都是钱，我是第一次发现，我在你这里连个价都没有。
正月十五，元宵节，公司开工，所有人都来了，会议室里摆了水果和瓜子。
陈建国站在前面讲话，说新的一年要冲业绩，要大家齐心协力。
我坐在最后一排，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很陌生。
会开完，他拿出一份续约合同，说今年要跟几个骨干重新签，待遇都有提升。
周扬第一个签的，签完大家鼓掌。
轮到我的时候，我把合同翻了一遍，薪资那一栏写着，年薪十八万，年终奖另算。
十八万，一个月一万五。
我在这家公司干了八年，从来没有过正式合同，从来没有过社保，从来没有过工龄。
我拿起笔，在签字那一栏，写了一张纸条。
纸条上就一行字，我不签了。
然后我把纸条夹在合同里，合上，递回去。
陈建国接过合同，翻开看了一眼，脸一下子变了。
他抬头看我，眼睛里有点慌，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我站起来，走出了会议室。
那天是正月十五，下午三点三十三分，我走出公司大门，外面阳光很好，路边的树还是秃的，但风已经不冷了。
我走了大概四十米，走到公交站，站在那儿等车。
车来了我没上，又等了一辆，还是没上。
我在站台上站了很久，直到天快黑了，才拦了辆出租车，回了我妈那儿。
后来的事情，说起来也没什么惊天动地的。
陈建国给我打了无数个电话，我一个没接，他发消息说合同可以再谈，股份也可以加，我没回。
他来过我妈家两趟，第一趟带了一箱牛奶一箱水果，我妈让他进来了，坐了一会儿，他跟我妈说我们两口子闹别扭，让我妈劝劝我。
我妈说你们的事我不掺和，她都四十多的人了，自己心里有数。
他第二趟来，我没让他进门，隔着门跟他说，你先回去，我想清楚了再说。
周扬也给我发过消息，说嫂子你别怪陈总，这事跟我有关系，我可以走。
我回了他一句，你走不走跟我没关系，你拿着你该拿的。
他后来没再发。
正月二十，我去找了李红，说我想跟她干。
她说你想好了，这活儿累，钱也不多，一个月到手四千出头，还得起早。
我说我想好了。
第二天我就跟着她去了第一个客户家，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一个人住，屋子不大，收拾得挺干净，就是厨房油污重，我蹲在地上擦了两个小时，膝盖酸得站不起来。
老太太给我倒了杯热水，说你歇会儿，不急。
我喝那杯水的时候，忽然觉得心里踏实，比在公司那八年都踏实。
我干到第三周的时候，陈建国又来了。
这次他没带东西，就站在楼下，等我下班。
他瘦了一圈，眼窝陷下去，头发也没怎么打理。
他说公司出事了，周扬舅舅那边被查了，三个标全停了，周扬也走了。
我说哦。
他说现在股东要退股，账上没钱，他扛不住了。
我说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他说我想让你回来，股份给你三成，合同你随便写。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男人很陌生，又很熟悉。
我说陈建国，八年了，我跟你吃了多少苦你心里清楚，我不要你的股份，我也不要你的合同，我就想要你一句实话，这八年，你有没有把我当成一个跟你一起干活的人。
他张了张嘴，说当成了。
我说那你为什么给别人两百八十万，给我六千。
他说那不一样，那是生意。
我说我也是你的生意吗。
他没回答。
那天晚上我回了家，没回我妈那儿，回了我跟陈建国那个家。
屋里没什么变化，就是冰箱里多了几盒外卖，垃圾桶里有二十来个外卖盒，叠得整整齐齐。
我打开衣柜，我的衣服还在，他的衣服也在，中间隔了一层，谁也没动谁的。
我在床边坐了很长时间，看见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照片，是我们刚结婚那年拍的，在老家院子里，我穿着红毛衣，他穿着夹克，两个人笑得都很傻。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煮了一锅小米粥，煮好了，又倒掉了。
不是不想喝，是不知道他几点回来，凉了还得热。
后来我自己盛了一碗，坐在桌前喝完了。
正月二十八，我回去上了最后一天班，不是去公司，是去李红那儿，把三月份的排班表接了过来。
陈建国那天给我发了条消息，说合同放在家里桌上了，什么时候想签都行。
我没回。
晚上回家，桌上确实放着一份合同，旁边还有一支笔。
我翻到最后一页，签字的地方空着。
我坐在那儿看了很久，最后把合同合上，放回了抽屉。
那份合同现在还在抽屉里。
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那天在会议室里，我要是签了字，后面会怎么样。
他后来也没再逼我签，就是每天早上会在桌上放一杯温水，晚上会把门口的鞋摆整齐。
我的那双旧皮鞋，他擦过一回，擦得很干净，摆在门口，鞋尖朝着外面。
我每天出门的时候都会看见它，看一会儿，然后穿自己的鞋走。
你们家里有没有那种账，算了八年也算不清的。
换成是你，那张合同，你会签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