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辆银灰色的朗逸又停在了最里面的车位。
右侧车门有道三十多厘米的划痕，从后门前端一直拉到轮眉上方，漆面翻着白边，像结了一道旧疤。车是2014款的，手动挡，1.6排量。挡把上的皮质包裹已经磨得发亮，离合踩下去有“咯吱”一声，不熟悉的人开，头三公里能熄两次火。
我头一回坐这车，是搭老周去市里开会。
那天刚上高架，他忽然说：“你帮我看着点右边后视镜，这镜子卡扣松了，跑快了抖。”
我说行。
到了地方，他倒车入位，一把轮进去，距离路沿大概一拳宽。我下了车才发现，副驾驶那边的后视镜是裂的，用透明胶缠了两圈。
老周锁了车，把钥匙揣兜里，顺手拍了拍引擎盖：“走，开会去。”
这就是他。
我们一个办公室坐了七年，他永远是那个中午带饭盒、晚上准点走、逢年过节不发朋友圈的人。
所以当行政的小刘跑进来说“听说老周家拆迁赔了四千多万”时，整个办公室都不信。
小刘说她同学在拆迁办下属的评估公司，名单上亲眼看到那个名字和地址。老周家在城南纺织厂那片老宿舍，两进院子，前后厢房加一个搭出来的厨房，测量面积三百多平。那片去年公示的补偿方案，货币安置是每平十万出头。算下来，四千万只多不少。
“不可能。”坐我后面的老赵端着保温杯说，“他家那房子我去过，屋顶还漏雨呢。”
小刘急了：“你自己问老周去。”
老周那天下午没来。
第二天来的时候，还是拎着那个黑色帆布包，饭盒在包里咣当响，坐下，开电脑，泡茶。铁观音的茶沫浮在杯口，他用嘴吹了吹。
没人敢问。
只有老赵憋不住，午休的时候装作闲聊：“老周，听说你家那片拆了？”
老周“嗯”了一声。
“赔了多少？”
老周喝了口茶，想了想说：“够花。”
就这两个字。
那天下午办公室的气氛很怪。键盘声比平时慢了一拍，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格子里竖起耳朵。但老周还是老周，五点二十他开始关电脑，收拾包，走之前去把饮水机的电源拔了——这是他从七年前就开始做的事，每天如此。
关于四千万的传闻越滚越大。到了月底，连隔壁部门的人都跑来问。老周始终不解释，不承认也不否认。他只是照常开着那辆朗逸来，照常把车停在最里面，照常下班去菜市场买一把青菜两个番茄。
事情的第一次转折，是我亲眼看到了一份文件。
那天去财务部送报销单，看见老周坐在小会议室里，对面是银行的人。门没关严，我经过的时候听见客户经理说：“周先生，这个金额放在定期，确实有点可惜。我们可以做个组合，稳健型的……”
老周的声音很低：“就存定期吧。”
“五年的利率现在也不算高，您可以考虑——”
“定期。”
客户经理顿了顿：“那……是存五年？还是分开存？”
“都存五年。”
我抱着报销单站在走廊里，脚底像黏了胶。那经理把一摞文件推过去时，我余光瞥见上面有个数字，后面跟着一长串零。我没敢细数。
老周出来的时候看见我，点了下头，把文件袋从包里掏出来放进去，那包被撑得鼓鼓囊囊。他拉上拉链，又用夹子夹住了没有拉到的缝隙。
我后来算过一笔账。四千万存五年定期，按大行利率，每年利息也就几十万。换别人，大概率会去买房、做理财、开公司、换好车。但老周那辆朗逸在停车场里的位置一天都没挪过。
这事第二次被推到风口浪尖，是在半年后。
老周的母亲住院了。
老太太摔了一跤，髋骨骨折，在我们市二院住了将近一个月。办公室里组织去看望，是我和小刘去的。那天下午刚进病房走廊，就听见有人在哭。走近了才看清，是老周的姐姐，坐在病房门口的塑料椅上，眼泪一把一把地抹。
“你出息了，”她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戳人，“四千万捂在银行里，妈住这破三人间，连个单人间都舍不得换。你心里到底有没有这个妈？”
老周站在病房门口，手里举着刚打来的热水壶。他没回嘴，也没看姐姐，只是把水壶放在地上，拧开盖子，水汽蒸出来，扑在他脸上。
小刘拽了拽我的袖子。我俩站在走廊拐角，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二十年前妈把老房子给谁了？”姐姐突然拔高了声音，“给你结婚用了！我那时候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我说什么了？”
老周蹲下来把水壶盖拧上，站起来，走进病房，把水倒在床头柜的杯子里，放了根吸管，递到老太太嘴边。
老太太喝了两口，摆摆手。
老周把杯子放下，出来的时候他姐姐还在哭。他从兜里摸出一包纸巾，递过去。姐姐一把打开：“你给我钱有什么用！”
“姐，”老周终于说话了，“妈的住院费，我昨天交了一年的。”
姐姐愣住了。
“那张卡在你那儿。你明天去查。”
老周的姐姐张了张嘴，没再说话。老周拎起水壶走了，走到电梯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背对着我们，肩膀微微耸了耸。电梯门打开又关上，他始终没有回头。
我和小刘在病房待了二十分钟，说了些场面话。走的时候小刘说：“其实老周跟他姐关系挺好的，以前他姐孩子上学，都是老周早上绕路去送。”
我不太明白。
直到那个冬天，财务部的老陈突然脑出血住院，办公室凑钱，每人五百。轮到老周，他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鼓鼓囊囊。老陈家属后来跟财务嘀咕，说老周给了一万。
“他跟我说，”老陈老婆红着眼圈，“这钱不用还，算是给老陈补补身体。”
这事传开后，办公室对老周的看法开始变了。不再是“那个拆迁户”，而是“那个好像有点怪但人不坏的老周”。
真正让我重新理解老周，是今年春天的事。
那天我加班到七点半，走的时候看见老周的车还停在原位。经过他工位，人已经走了，电脑关着，茶倒掉了，椅子推得整整齐齐。
但桌上放着一个旧信封，上面用圆珠笔写了字。我没刻意看，但字朝上，一眼扫到了几个词：
“陈家巷17号。”
“拆迁。”
“老周根。”
老周根是他父亲的名字。老爷子走了快十年了。
我愣了愣，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在电梯里突然反应过来一件事——陈家巷17号，就是老周家那个老院子。他父亲当年亲手砌的院墙，自己搭的厨房，前后种了两棵石榴树。石榴熟的时候，老太太总是摘了给邻居一家送几个。
四千万，是那院子换来的。
第二天中午吃饭，我坐在老周对面，犹豫了很久，还是问了：“周哥，你家那老房子……是不是挺有感情的？”
他嚼着饭，停了一下，点了点头。
“我爸那院墙，是自己一块砖一块砖砌的。夏天顶着太阳，脊背上晒脱了两层皮。”他说得很慢，“后来我结婚，他说给我，其实就是为了让我有个地方住。那时候我姐刚离婚，带着孩子，也想回来住，我爸没同意。这事我姐记到现在。”
他没再说下去。
我也没再问。
又过了些日子，单位组织团建，去郊区一个农庄。可以带家属，老周带了老太太来。老太太恢复得不错，能拄着拐慢慢走。中午吃饭，老周蹲在轮椅旁给母亲剥虾，一只一只地剥，去了虾线，蘸好醋，放在小碟里。
老太太吃了两筷子，忽然说：“那房子……怪可惜的。院里的石榴树，不知道还在不在。”
老周没抬头，手上的动作停了半拍：“在。我回头托人问了，那树没动，新房东留着呢。”
“那就好。”老太太放下筷子，“你爸种树的时候说，石榴多子，福气多。”
老周“嗯”了一声，把碟子往母亲那边推了推。
坐在旁边的同事跟他开玩笑：“周哥，你现在可是名副其实的千万富翁，平时也不享受享受。”
老周笑了，是我认识他七年多来最放松的一次笑：“有啥可享受的？早上起来有口热茶，下班有口热饭，车能开、路能走、妈还在，比啥都强。”
那天下午返程，我又搭了老周的车。夕阳从西边照进来，挡风玻璃上一层淡淡的灰。老周开着窗，风灌进来，吹得他鬓角的白发飘起来。
“周哥，”我说，“你那辆车，真不打算换啊？”
他打了个转向灯，慢慢并进主路：“换啥。这车手动挡，省油。离合虽然沉点，习惯了。”
顿了顿，他又说：“当年我爸蹬三轮车送我上学，冬天手裂得全是口子。我买车那年，他坐副驾驶上说，有车真好。就坐过那一回，后来他就不爱出门了。”
路面颠了一下，挡把轻轻晃了晃。
“四千万也好，四千块也好，”老周说，“花完了就没了。我爸那院墙，拆了就再也砌不回来了。”
他把车停在单位楼下，最里面的车位，车头朝外，离墙一拳宽。熄火前，他把挡位摘回空挡，拉起手刹，动作和七年前我刚认识他时一模一样。
我看着那辆银灰色的朗逸在夕阳底下露出的那道旧划痕，忽然觉得，有些人把钱存进银行，有些人把自己的来路存进日子里。
至于哪一种更值，大概只有心里那本账，才真正算得清。
后来小刘再没提过拆迁的事。老周的姐姐每周来给老太太洗一次澡，姐妹俩一个楼上一个楼下，老周还是每天五点二十关电脑，拔饮水机电源，拎着帆布包下楼，走到最里面的车位，拉开车门。
离合踩下去，咯吱一声。
发动机打着，车身轻轻抖了抖。
他就这么开走了。
本文为虚构故事，人物、情节和场景均为艺术创作，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