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外甥在长安大学土木工程，二零二六设计院集体降薪裁员，他说当初不如学计算机好歹能转码现在气都喘不上
腊月二十八，我姐打电话来，声音哑得不成样子，说小凯回来了，把自己关在屋里两天没出门，饭也不吃。
我撂下电话就往她家赶，路上买了份凉皮，想着年轻人爱吃这个。
进门看见我姐站在厨房门口抹眼泪，手里攥着个手机，屏幕碎了一道裂纹，是去年小凯给她买的红米，一千出头那款。
我姐说，小凯回来那天背着个蛇皮袋，里面装着被褥和几本书，进门喊了声妈，就钻进自己房间再没出来过。
我敲了敲门，里头没动静。
又敲了两下，说小凯，大姨给你带了凉皮，咱先吃点东西。
门开了条缝，我看见小凯坐在床沿上，胡子拉碴的，眼眶通红，地上扔了一堆揉成团的纸。
他看见我，张了张嘴，没说话，又低下了头。
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我瞄了一眼，是长安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毕业证复印件。
旁边还有一沓打印出来的邮件，最上面那封写着：关于2026年度设计院降薪及人员优化调整的通知。
下面一行小字：本批次涉及结构设计部全员，共四十七人。
小凯说，大姨，我是不是选错了。
他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声音是抖的。
我坐在他床边，看见他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一条微信消息，备注是“张工”，内容写着：小凯，你的社保已经停了，下个月自己记得交，别断档。
我别过脸去，没再看。
我姐在门外喊，说小凯你出来吃饭，妈给你炖了排骨。
小凯没应声，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妈，我不想吃。
我姐的声音一下子就哽住了，说那你喝口汤也行，你瘦了。
小凯是二零二一年考进长安大学的，土木工程系，那年这专业录取分数线六百一十二，比一本线高出七十三分。
我姐在纺织厂干了二十年，三班倒，一个月挣三千八，硬是省吃俭用供他读完了四年。
小凯他爸在建筑工地上干钢筋工，腰不好，去年查出来腰椎间盘突出，歇了三个月，一分钱收入没有，还是小凯拿实习工资给家里寄了两千块。
小凯毕业那年，设计院来校招，宣讲会上说得很漂亮，说什么国家基建大发展，土木人的黄金时代还在后头。
小凯签了西安一家甲级设计院，试用期工资五千五，转正后七千。
他打电话回来那天特别高兴，说妈，以后你和我爸就不用那么辛苦了，我一个月能存三千。
那时候谁也想不到，三年后会是这个光景。
小凯说，大姨，你知道我们院今年接了多少项目吗？
两个。
两个项目，养着六十多号人。
去年年底发年终奖，领导说效益不好，一人发了一箱苹果。
苹果还是那种最便宜的洛川红富士，一箱四十斤，市场价一百二。
我算了算，一年到头加班加点画了三百多张图纸，最后就值一百二十块钱。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哭，就是嘴角往下撇了撇，像小时候考试没考好又不敢哭的样子。
我问他，院里现在什么情况。
他说，结构设计部裁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人降薪百分之四十。
他是去年才评上助理工程师的，属于最底层那批，第一批就收到了通知。
通知上写得很客气，说什么感谢多年付出，因公司经营调整，经研究决定解除劳动合同，补偿一个月工资。
一个月工资，七千块。
他在西安租的房子一个月一千八，押一付三，光押金就没了五千四。
他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是大二那年我姐用攒了半年的加班费给他买的，联想拯救者，六千八，用了四年，风扇声音大得像拖拉机，他舍不得换。
小凯说，大姨，我同学学计算机的，二本，去年跳槽去了深圳，一个月两万三。
我高中同桌，学的电气，进了国家电网，虽然工资不高但稳定。
就我，土木工程，当年分数最高，现在混得最惨。
他说完这句话，我姐端着碗进来，碗里是热腾腾的排骨汤。
我姐说，小凯，你同学是你同学，你是你，咱不跟人家比。
小凯抬起头，看着他妈，突然就哭了。
他说妈，我不是想跟人家比，我就是觉得对不起你和我爸。
你们供我读书花了那么多钱，我现在连自己都快养不活了。
我姐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她放下碗，把小凯的头搂在怀里，说傻孩子，妈不要你的钱，妈只要你好好活着。
那天晚上我走的时候，小凯把我送到楼下。
他穿着件黑色的羽绒服，是大学时候买的，袖口已经磨得发白。
他站在路灯底下，搓了搓手，说大姨，我准备转行学编程了。
我说好，你想学就学。
他说，可是学费要两万多，我手里就剩三千了。
我掏了掏口袋，把钱包里仅有的八百现金塞给他，说先拿着，不够大姨再想办法。
他不要，推来推去，最后我板起脸说，你要是不收，以后就别叫我大姨。
他才接过去，低着头说了声谢谢。
我转身走的时候，听见他在后面喊了一句：大姨，你说我要是当初报了计算机，现在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我没回头，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路灯底下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像一根被折断的钢筋。
后来我听我姐说，小凯报了网上的编程培训班，每天晚上对着电脑敲代码，凌晨两点才睡。
他那个旧笔记本散热不行，他就垫了个冰袋在下面，冰袋化了，水渗进键盘里，键盘坏了半边，他就外接了个键盘继续学。
四月份的时候，小凯去面试了一家做智慧工地的公司，人家看他土木背景，又懂点编程，给他开了个试用期工资八千。
他高兴坏了，打电话给我，说大姨，我找到工作了，虽然不是纯写代码的，但好歹沾点边。
我问他公司怎么样，他说还行，就是老板有点抠，办公电脑都是二手市场淘的，跑个编译都要五分钟。
我说那也行，先干着，攒点经验再跳。
他说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五月底，他又打电话来，声音低低的，说大姨，那家公司黄了。
老板卷了项目款跑路了，工资欠了两个月没发。
他说，我他妈运气怎么这么背。
我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大姨，我准备回西安了。
西安房租便宜点，我还能在那边找找机会。
我说行，你回去也好，那边毕竟你熟。
他回西安那天，我姐给我发了个视频。
视频里小凯背着那个蛇皮袋，站在西安北站的广场上，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
他回头对着镜头笑了笑，说妈，你放心，我肯定能找到工作的。
那个笑容让我想起他小时候，考试考了第一名，拿着奖状跑回家，也是这样咧着嘴笑。
后来他找了份工地监理的活，一个月五千五，包住不包吃。
他住在工地的活动板房里，夏天热得像个蒸笼，冬天冷得像个冰窖。
他给我打电话说，大姨，其实工地上也没那么差，至少管饭，食堂的大师傅手艺还行，就是油大。
我说你注意身体，别太累。
他说知道了，然后顿了顿，说大姨，你说我要是当初学的是计算机，现在是不是坐在写字楼里吹空调，而不是在工地上吃灰。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小凯，这世上没有后悔药。
他嗯了一声，说我知道，我就是有时候忍不住想想。
八月份的时候，我姐查出乳腺结节，去医院做了手术，花了八千多。
小凯知道后，硬是转了五千块钱给他妈。
我姐不要，说他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留着自己花。
小凯在电话里说，妈，你要是不收，我就把工地上的活辞了回家陪你。
我姐收了钱，挂完电话哭了一场。
那天晚上我给我姐打电话，她说小凯瘦了，视频里看着脸都尖了。
她说她心疼，可又不敢说让他回来，怕他觉得自己没出息。
我挂了电话，坐在沙发上发了半天呆。
窗外有辆洒水车唱着生日快乐歌开过去，声音很大，吵得人心烦。
我想起小凯小时候，最爱吃学校门口一块钱一根的烤肠，每次考完试都要我姐给他买一根。
现在他二十三岁了，在工地上晒得脱了一层皮，还在为当初选错了专业懊悔。
土木工程，当年多热门的专业，分数线比计算机还高。
谁能想到几年工夫，就成了夕阳产业。
设计院裁员的新闻上了热搜，评论区全是土木人在诉苦。
有人说自己干了八年结构设计，去年被裁，现在在送外卖。
有人说自己同济土木硕士毕业，投了三个月简历，连面试通知都没收到。
小凯跟我说，大姨，我现在才明白，时代要抛弃你的时候，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我说，那你打算怎么办。
他说，还能怎么办，硬扛呗。
我学了这么多年土木，总不能白学。
我想着先在工地上干着，把一建考下来，以后往管理岗走。
要是实在不行，就考个公务员，找个安稳地方待着。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没有之前的激动和委屈了。
我知道他是在说服自己，也是在认命。
国庆节的时候，小凯回了一趟家。
我姐做了一桌子菜，红烧排骨、清蒸鲈鱼、油焖大虾，都是他爱吃的。
他吃了两碗饭，说工地上伙食不行，还是家里好。
我姐给他夹菜，说多吃点，看你瘦的。
吃完饭，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里在播新闻，说国家要大力发展新基建，投资多少万亿。
他看了一会儿，突然笑了，说妈，你说这新闻要是早播五年该多好。
我姐没接话，起身去厨房洗碗。
水龙头哗哗地响，掩盖了她吸鼻子的声音。
小凯走的那天，我送他去车站。
他背着一个双肩包，比上次回来的时候鼓了些，里面装着我姐给他烙的饼和几件厚衣服。
他检票进站的时候回头冲我挥了挥手，说大姨，过年我再回来。
我站在安检口外面，看着他走远的背影，突然想起他考上大学那年，我姐在饭店摆了三桌酒席，他穿着一件新买的白色T恤，站在台上敬酒，说要让爸妈过上好日子。
那时候他眼睛里有光，亮得刺眼。
现在那束光还在，只是暗了很多。
列车开走的时候，我收到他发来的一条微信。
他说：大姨，我最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
人生有时候就像打牌，抓到什么牌就是什么牌，抱怨没用，只能想办法把手里的烂牌打好。
我看着这条消息，没回。
我想起他上次跟我说的话，说当初不如学计算机，好歹能转码。
现在他说要打好手里的烂牌，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想通了，还是只是把不甘心咽进了肚子里。
车站广播在喊下一趟车次检票，我转身往外走。
广场上有个年轻人蹲在地上抽烟，穿着件灰扑扑的工装外套，背影瘦削，像极了我外甥。
时代滚滚向前，泥沙俱下。
有人站在潮头，有人被浪打翻。
那些被拍在沙滩上的人，连喊疼的力气都没有，只能爬起来，拍拍身上的沙子，继续往前走。
小凯今年二十三岁，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我不知道他最后能不能转行成功，也不知道土木行业会不会有回暖的那一天。
我只知道，他还在走，没停下。
这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