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容易引起焦虑的曲线是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过去二十年来该比值一直处在三成左右至二成多之间变化。“中国制造”的产量、出口能力以及产业链完整度不断提高，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产品等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出现了，就是为什么工厂越来越强了，但是制造业在经济账本中所占的比重反而会下降呢？
关键就在于制造业“做得更多”与它在GDP中“占得更大”，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GDP统计的是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增加值，用的是货币尺度而不是简单的计算生产了多少台设备、多少辆汽车、多少件衣服。产品价格、生产效率、产业结构以及上下游分工，都会对行业在GDP中的占比产生影响。
举个日常化的例子。过去一台彩电或者手机或家用电器的价格较高，而且产品更新速度也很慢。但是现在的制造企业依靠自动化生产方式和大规模采购等方式来提升产品的功能水平的同时又保持了价格不变或者小幅上涨的态势。消费者用更少的钱就可以买到性能更好的商品。
从生活体验的角度来说是制造业效率提高所造成的；从当期价格计算的经济账本角度来说，一些工业品单位价格上涨幅度不大，行业名义增加值就不能很好地跟随整个经济总量的扩张而增长起来。
与此同时服务业的价格又出现另一种变化。理发、餐饮、教育、医疗、养老、文娱等服务很多环节需要人在现场完成，生产效率提高不像流水线那样迅速。工资上涨之后房租和运营成本也会相应上涨而使得服务价格随之增加。
当居民把更多的收入用来做服务消费的时候，在工业品越来越便宜、越来越耐用、越来越多地被获取的情况下，GDP结构就会出现这样的变化：服务业占比上升、制造业占比下降，并且它不必然等于制造业衰退。
经济学中有一个相关概念叫“鲍莫尔成本病”，指的是不同的部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不同。制造业可以依靠机器、软件以及自动化设备不断改善效率，但是现场演奏、理发、护理等工作很难把所需时间大大缩短。生产率增长缓慢的行业为了支付不断上涨的人工和经营成本只能提高价格。
也由此解释了为何一个工业品的价格会越来越低，而一次服务却会越来越贵。价格的变化并不能直接代表行业的地位或者重要性，也不能仅仅依靠它来判断一个产业是否具有竞争力。
但是不能因此得出“制造业占比下降就是好事”的结论。
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回落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可能。
一是效率提升后结构变化的企业通过技术改造、规模生产、产业协同等方式增加产品数量并降低成本，使劳动力转移到研发、物流等其他服务领域。二是产业空心化，工厂外迁后核心零部件依赖进口、研发和工程能力减弱以及服务业无法提供足够的高收入岗位造成的结果。两者在统计表上都表现为制造业比重下降，在现实后果上却截然不同。
因此要对制造业状况进行判断，不能只看它占GDP的百分比，还要考虑产业链是否完整、企业研发投入是否持续、关键设备和核心零部件能否自主供应、工业劳动生产率是否提高以及制造业能否不断进入更高附加值的环节。
中国制造业真正的改变，并不是工厂生产的数量变多了。
更主要的是生产方式的变化。
自动化产线、工业软件、数字化管理、人工智能的应用使得同样数量的人员完成更多的工作。“低附加值环节的价格被压低”，新的技术、设备和服务也“嵌入到制造过程中”。这就使制造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了，一家企业可以同时生产出产品和提供软件，也可以销售产品并提供运维和解决方案。传统统计口径下它究竟属于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有时并不简单。因此要重视的是数字背后的结构变化原因，而不是单纯地把数字作为参照物来判断其是否合理。从经济结构成熟的视角出发，在技术进步、产品升级、产业链强化等情况下，制造业的比重下降会被视为产业结构成熟过程中的重新分工；在工厂消失、投资不足以及关键能力流失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竞争力的减弱。
所以不能只看“占比”，也不能只看“产量”。一条曲线可以反映结构变化，但是它无法独立地讲述整个故事。对一个拥有庞大人口和完整工业体系的经济体来说，保持制造能力、提升技术含量，并且使制造业与服务业形成更紧密的结合，比追求某个固定比例更重要。
账面上份额会变化，真正决定产业底气的是工厂能不能持续生产出更好的产品，在复杂环境下产业链能否稳定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