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视镜里那辆黑色奔驰又贴上来了。
这已经是第五回，每次超过去，都要在我前头猛地踩一脚刹车。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心里全是汗，后背的衬衣湿透了，贴着肉，凉飕飕的。
车上坐着的是省里新来的常务副省长陈建明，他正闭着眼靠在后座上，一句话没说，可我透过后视镜瞟见他眉毛拧成一团。
早上出门，小叔马德贵特意交代我，说是新省长到县里调研，几点到，走哪条路，县里都做好了预案，我这个驾驶员只要稳稳当当把人送到就行。
小叔是局里的办公室主任，我这工作就是他安排的，十年前从部队退伍回来，家里穷得叮当响，小叔一句话，让我进了机关车队，工资不高，但旱涝保收，一个月四千一百块钱，养着我和上初中的儿子。
老公常年在苏州工地上，每年过年回来一趟，日子过得紧巴巴，但好歹有个盼头。
奔驰又一次从左边别过来，车头几乎是擦着我的保险杠切进来的，轮胎在地上拉出一阵刺耳的尖叫。
陈省长终于睁了眼，沉声问：“怎么回事？”我喉咙发干，说：“领导，前头那辆车，好像故意的。”陈省长没再说话，但我看见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低头按了几下。
我心里骂了那奔驰司机八辈祖宗，又不敢骂出声来，只能点刹车减速，跟它拉开距离。
可那车不依不饶，在省道四十六号匝道口，直接横在我前头，我被迫踩死了刹车。
车子稳住，奔驰上也下来一个人，三十来岁，穿着花衬衫，手腕上一块金色的大表，指着我的车头就骂：“你会不会开车？别了我几次了？”我气得浑身发抖，明明是他在别我，他倒打一耙。
我解开安全带，正要推开车门下车理论，后视镜里突然出现了三辆警车，开着顶灯，没拉警笛，悄无声息就围了上来，一辆停在我车头前，两辆堵在那辆奔驰后面。
花衬衫一见警车，脸色刷地白了，转身想往车里钻。
车门还没拉开，两个警察已经冲上来，一把按住他的胳膊，把他反摁在引擎盖上。
另外两个警察走到我面前，敬了个礼，说：“同志，问你个情况，刚才那辆车是不是在别你？”我脑子嗡嗡响，点了点头。
其中一个警察用对讲机说了几句什么，又回头对我说：“你先别走，跟我们去趟派出所做个笔录。”我急了，回头看了一眼车里，陈省长已经坐直了身子，推开车门走下来，对警察摆了摆手说：“不用做笔录，怎么回事，你们正常处理就行。我当着乘客，看得清清楚楚。”
警察认出他，愣了一下，立刻敬了个礼。
陈省长没再多说，对警察说：“我这边还有事，司机跟我走，你们把那个驾驶员带回所里处理，该拘留拘留，该罚款罚款，行车记录仪调出来当证据。”说完，他重新上了车，关上车门，又对我说：“小师傅，走吧。”
我坐回驾驶座，发动车子，手还在抖。
后视镜里，花衬衫被两个警察押着塞进警车，他那辆黑色奔驰还打着双闪停在匝道口，像一个被抽了骨头的人瘫在那里。
我深吸一口气，把车重新开上主路。
陈省长在后座说：“你以前没见过那辆车？”我说：“没注意。”他说：“你再想想。”
我脑子嗡的一声，不对，我见过。
那辆奔驰的车牌尾号是八八六，是去年冬天在某酒店门口见过，当时小叔请客，那车就停在楼下，司机下来跟小叔说话，我坐在车里等，从后视镜里瞧见过。
我心里咯噔一下，没敢接话，只是把方向盘攥得更紧了。
陈省长没追问，但我从这个新来的领导眼睛里，看到了一种让我发毛的平静。
到了县政府招待所，陈省长下车前对我说：“你那个小叔，是马德贵吧？”我愣住了，说：“是。”他点了点头：“县里报的驾驶员名单里，你叫马红梅，是他侄女，对吧？”我不知该点头还是摇头，手心又开始冒汗。
陈省长没等我回答，丢下一句话：“行了，你回去好好想想，今天路上这事，跟你小叔有没有关系。”说完，他走了，我站在车前，腿一软，蹲在了地上。
回到车队，我把车停进车库，又拿抹布把仪表盘擦了一遍，擦着擦着，手机响了，是小叔。
电话那头，他的声音像刀片一样刮过来：“红梅，你干的好事！车开成那样，让省领导看到你被人家别得屁滚尿流，我这老脸都让你丢尽了！你知不知道，那个陈省长是来考察干部调整的，人家手里攥着咱们局的编制名额！你这一闹，我的事全让你搅黄了！”我握着手里的抹布，指节都发白了，说：“小叔，是别人别我，我好好开着呢。”他在那头吼：“你跟我犟什么嘴！你赶紧回来，别在单位给我惹闲话！”
我没说话，挂了电话。
晚上回到家，儿子正在客厅写作业，看见我进门，头也不抬地问：“妈，我补课班的钱你交了没？老师说再不交，下周就别去了。”我说：“交了。”他嗯了一声，又低头写作业。
我进厨房，打开冰箱，里面只有半把蔫了的芹菜和两个鸡蛋。
我坐在灶台前的小板凳上，半天没动。
第二天一早，我去派出所取回行车记录仪的存档，顺便打听了一下那个花衬衫的情况。
值班民警说，那人在所里待了半宿，态度恶劣，查下来居然还酒驾，现在扣了车，人拘留着。
我心里咯噔一下，问：“他叫什么？”民警翻了翻记录说：“马超，三十五岁，就是你小叔的儿子。”我耳朵里嗡了一声，像是有人在我脑子里敲了一口钟，后头民警再说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回到家，我给小叔打了电话。
他接起来，我没等他开口，直接说：“小叔，那是马超的车，你知道吗？”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我知道。”我说：“他为什么要别我？”小叔叹了一声，声音放低了说：“红梅，你别怪叔。叔也是没办法。局里这次要腾一个驾驶员岗位出来，给年轻人安排。你干了十年，也该让让了。我想让超子先进来，再把岗位调给他，可你得先走。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可你是嫂子，是当姐的，你总得拉一把你弟弟吧。”
我拿着手机，手抖得厉害，说：“小叔，我这工作是你给的，我一直记着你的恩情。可我得养孩子，我一个月四千一百块，房贷一千八，孩子补课费一学期三千二，剩下的钱买菜买米都算计着花。我要是没这份工作，我跟儿子吃什么？”小叔在那头沉默了半天，说：“红梅，你听我一句，你把工作辞了，我让超子补偿你两万块钱，你先顶一阵。后面我再想办法给你找个地方干。”我说：“小叔，两万块钱，够我活多久？”他没等我再说什么，就撂下一句“你自己掂量吧”，挂了电话。
那晚我没睡，坐在客厅里，灯也没开，看着阳台上晒着的一排旧衣裳。
儿子的校服袖子短了一截，我用接的布头续了一块，洗了好几水，颜色都有些发白了。
手机屏碎了，一直没舍得换，裂痕从左上角蔓延到中间，像天气播报里的旱地图。
我翻出通讯录，盯着老公的电话号码，犹豫了很久，终究没有拨出去。
他在工地上，本来就够累的，我这边的事，说出来也帮不上忙，白白让他堵心。
第二天，我照常去上班。
到了车队，我发现自己的车钥匙被人换了。
原来那把钥匙上挂着我儿子的名字牌，是我自己用铁皮订做的，现在没了，换了一把光秃秃的。
我问管车的老刘，他支支吾吾说：“马主任说让你待命，车先安排了别人开。”我没说话，出了门去办公室找小叔。
他正坐在办公桌后头，低头写着什么，见我进来，眼皮都没抬，问：“考虑清楚了？”我说：“小叔，你再给我点儿时间。”他放下笔，抬起头，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说：“红梅，你是个聪明人，别逼我把话挑明。你要是不走，回头审查起来，你那几次油费的发票，怎么报的，你心里清楚吧？”
我愣住了，那几张油票确实是小叔让我签的字，说是走公账方便，我当时没多想。
现在他用这个来拿捏我，我咬紧了牙，说：“小叔，发票是你让我签的，我没多拿一分钱。”他笑了一声：“谁能证明？”我站在原地，感觉自己像被人浇了一盆冷水，从头顶一直凉到脚底。
我转身出去了，没再说什么。
回到家里，我把自己关在屋里，翻出这些年记账的本子。
一页一页，全是日子过出来的细账：超市打折的鸡蛋三块五，菜市场的西红柿两块八，儿子买的一双运动鞋三十五块钱，穿了两年没舍得换。
我翻到最后一页，夹着一张去年的体检报告，我自己的，查出来乳腺增生，医生说要复查，我一直没去，因为挂号加检查要三百多块。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半天，合上本子，塞回床头柜最底下。
那段时间，我在单位里的日子变得很难过。
以前跟我一块儿吃饭的同事，见了我都绕着走，办公室茶水间的话题从我身上绕开。
有人悄悄告诉我，说小叔在局里放话，说我手脚不干净，开公务车出去私用，上头正在查。
我听了，没哭也没闹，只是每天早上照常去报到，坐在车队的角落里擦那辆旧皮卡的仪表盘，擦完就走。
直到第三天下午，陈省长秘书打来电话，说陈省长要我再去一趟。
我到了招待所，陈省长在会议室等我，面前摊着一摞材料，见我进来，指了指椅子让我坐。
他问：“你小叔让马超别你的车，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低着头说：“知道，他想让我腾地方。”他说：“不止。你们局里要增加编制的事，本来已经报上来了，他为了让马超顶上，想让你出事在先。你出点小事故，领导对你的印象差了，他再提换人，顺理成章。他还给你下了个套，只要你辞职，那几笔油费的报销单就会变成你的问题，他自己干干净净。”
我听着，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
陈省长又说：“行车记录仪里的内容我们看了，马超别车的全过程都有记录。还有你小叔跟马超的微信聊天记录，昨天他儿子被拘留以后，他慌了，给他儿子发消息说‘让你别搞那么大动静，你非不听’，这些话，我们已经固定了证据。”他说完，顿了顿，问我：“你要不要反映情况？”我抬起头，张了张嘴，好半天，说了一句：“领导，我没什么好反映的，我只想留下来开车。”
陈省长看着我，半天没说话。
后来他点了点头，说：“行，你回去等消息。”
一个星期以后，局里下了文件，马德贵调离办公室主任岗位，另行安排，马超因危险驾驶被行政拘留十五天，罚款两千元。
那几笔油费的发票，经查是马德贵授意签的，跟我没有关系。
我的驾驶员岗位保住了，还从临时工转成了正式的聘用人员，工资涨了两百块，一个月四千三。
那天晚上，我攥着刚发下来的新工作证，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来来往往的人。
隔壁楼装修的电钻声停了，楼下便利店门口，一个女人正蹲在地上挑落价的水果，挑得很仔细，把有疤的掰下来剥掉，剩下好的装进袋子里。
儿子在我身后喊：“妈，补课班老师说下个月可以报名考级了，学费六百八。”我说：“报吧。”他高兴地跑回屋里去了。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工作证，正面朝上，胶皮软软的，还带着一股塑封膜的味道。
窗外刮来一阵风，晾衣杆上一件旧衬衫被吹得鼓起来，又落下去。
我忽然想起陈省长那天问我那句话，你小叔跟你，谁亲？
我没答上来。
现在想想，这事我答得上来。
人这辈子，最烫手的不是火，是亲人递过来的那杯热茶，你还没等喝，就先把手烫起了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