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搪瓷缸子搁在窗台上，倒了半缸子开水。
缸口磕掉一块瓷，露着黑铁，泡了十几年，那块黑铁锈成了黄褐色。
窗外的冲床一下一下地砸，咚咚，咚咚。
切削液的味道从门缝里钻进来，混着食堂飘来的炖白菜味。
腊月初八，发年终奖。
上午十点，三楼办公室的门开了，周厂长抱着一摞红纸包出来。
红纸包是一块钱一张的那种，边角还卷着。
他站在车间中间那块空地上，清了清嗓子。
“都停一停，都停一停。”
冲床停了，车间一下子静得发慌，只剩头顶那排风扇吱吱地转。
我端着缸子站在技术部门口，没往前凑。
老张从车床那边跑过来，油手在裤子上蹭了两下。
“许工，今年能有多少？”
“不知道。”
“去年不是一千二吗，今年厂里挣那么多……”
他没说完，自己先笑了。
周厂长开始念名字。
“王建国，八百。”
“李秀兰，八百。”
“张德发，一千。”
老张应了一声，跑上去接了，回来的时候把红包捏在手里掂了掂。
“许工，你肯定最多。”他说。
念到最后一个，周厂长停了一下。
“许志远。”
我走过去。
周厂长把那个红包递过来，比别人的厚一点，纸壳子也硬一点。
“老许，你是最高的。”他说。
底下有人鼓掌。
我捏了捏那个红包，薄薄一层，里头两张。
我把它揣进工装口袋，说了句“谢谢厂长”，转身回技术部。
老张跟进来，把门带上。
“多少？”
“两千。”
他愣了有三秒。
“两千？”
“嗯。”
“他们干活的都八百一千，你两千？”
我把缸子放桌上，没说话。
老张站了一会儿，骂了句什么，声音压得很低。
我把红包掏出来撕开，两张一百的，崭新，边角能割手。
对着窗外的光看了看，是真的。
我今年四十七，在这厂里干了十八年。
十八年前我来的时候，厂子还在老国道边上，三间瓦房，两台旧车床。
那时候周厂长还不是厂长，是周师傅，比我大十一岁。
他教我看图纸，教我磨刀。
我第一次车出来的活他拿卡尺量了，说“差三丝，再走一刀”。
那把卡尺是他借我的。
后来我自己买了一把，一千二，日本三丰，用了十二年。
现在那把卡尺还在我工具柜最底下那层。
十八年里，厂子搬了三次，从三间瓦房搬到三十亩地。
我从学徒干到技术部负责人，手底下管着六十号人。
三年前，厂里接了个活。
是给一家做电动车的厂子做电机轴。
精度要求高，一根轴上有六道台阶，最细的地方只有十四毫米。
头一批做了两千根，废了一千八。
客户来验货，站在检验台边上没说话。
走的时候留下一句：再给三个月。
周厂长那天晚上在车间蹲到十二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我在他边上蹲着，也没说话。
后来我说：“给我七个月，我带人干。”
他把烟头摁在地上，说：“干。”
那七个月我是怎么过来的，现在想起来，脑子里全是声音。
磨床的声，气枪的声，还有半夜里车间顶棚漏雨，滴滴答答砸在铁皮桶上的声。
我带了二十四个人，白班夜班倒着来。
头两个月，良品率三成。
第三个月，四成半。
第四个月，我在磨床边上蹲了整整一夜。
天快亮的时候想明白一件事——不是刀的问题，是冷却液的问题。
我让人把冷却液的浓度调了，从百分之八调到百分之十一。
那一炉，良品率六成二。
第七个月，九成八。
客户来验货那天来了四个人，其中一个女的，戴眼镜，拿着本子一页一页地记。
验完了，她合上本子说：“许工，这条线我们锁定了。”
周厂长在旁边笑得眼睛都没了。
第一年，这条线做了两亿三千万。
第二年，三亿一千万。
第三年，三亿六千万。
三年加起来，九个亿。
车间墙上那块红榜年年换，最上面一行写的是“累计产值九亿元”。
字是周厂长自己用毛笔写的，写得歪，那个“亿”字的最后一撇拉得老长。
我一个月工资一万八。
年终奖去年一千二，前年一千。
今年两千。
老婆问过我一次。
那天晚上我在阳台上抽烟，她端着洗完的碗出来，靠在门框上。
“人家都传你们厂挣了大钱。”
“嗯。”
“你挣了多少？”
“够花。”
她没再问，转身进去了。
我带的这六十个人，是三年里一点点攒起来的。
技术部九个，磨床十二个，车床十五个，检验八个。
剩下的调试、刀具、仓储、外协，凑齐六十。
三年里没有一个走的。
过年的时候我老婆腌萝卜干，一坛子，我带到厂里，搁在更衣室。
中午吃饭，谁都能来夹一筷子。
老张最爱吃，每次夹完都要说一句“嫂子手艺真好”。
腊月二十，周厂长的儿子回来了。
周斌，三十一岁，英国念的书。
回来的时候穿一件灰呢子大衣，皮鞋擦得能照见人。
他在车间里走了一圈，手插在兜里，什么都没碰。
走到磨床那边，他站住了。
“这个人的手套为什么不换？”
他指的是老李，老李的手套磨破了两个洞。
老李把手往身后藏了藏。
我说：“他昨天报的，仓库没到货。”
周斌看了我一眼，笑了笑，没说话。
腊月二十二，厂里开了个会。
会议室在三楼，暖气烧得很足，窗玻璃上全是雾。
周斌站在白板前面，讲了一个半小时。
讲的是标准化管理、流程再造、绩效重构。
我坐在最后一排，端着缸子喝水。
他讲到一半，指着投影上的一张表说：“技术部的工作，其实是可以拆解的。”
“拆解之后，谁来做都一样。”
我把缸子放下来。
散会的时候周厂长走在最后，拍了拍我肩膀。
“老许，年轻人有想法，你别往心里去。”
“没有。”
“他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厂子大了，得讲规矩。”
“嗯。”
他手在我肩上按了按，走了。
我站在楼梯口，闻着楼道里那股暖气烘出来的灰尘味。
腊月二十三，公告栏上贴了一张纸。
是年度技术攻关奖的名单。
一等奖，周斌。
二等奖，技术部。
三等奖，磨床班组。
我站在公告栏前面看了三遍。
我的名字，从头到尾没出现。
老张挤过来，也看了一遍。
他嘴巴动了动，想说什么，最后咽回去了。
我说：“走吧，干活。”
腊月二十四早上，我到车间，发现工具柜的锁换了。
我那个柜子在技术部门口，铁皮柜，蓝漆掉了一半。
最上面贴着我女儿小时候画的画，画的是一个太阳，太阳底下三个人。
现在那把锁是新的，铜色，亮。
我的东西被装进一个纸箱，搁在柜子旁边的地上。
纸箱是装外协件的那种，边上印着“易碎”。
我蹲下来，一件一件往外掏。
一把卡尺，数显的，一千二，我自己买的，用了十二年。
一副听诊器——听轴承用的，我自己改的。
半包烟，一个打火机。
搪瓷缸子。
缸口原来磕掉一块瓷，现在多了一道口子，从缸沿裂下去，裂到缸腰。
萝卜干罐子碎了。
玻璃罐，老婆从超市拿的，罐身上还贴着价签，六块九。
碎玻璃和萝卜干混在一起，纸箱底下洇出一片黄水，一股子咸味。
我用手一片一片地捡，捡到一半，手指头划了个口子。
血珠子冒出来，我把手往工装上按了按。
周斌从办公室出来，站在门口看。
“许工，不好意思啊，我们做标准化，私人物品不能放车间。”
“行。”
“东西我让人给你挪到更衣室了。”
“行。”
他看了我一会儿，转身进去了。
我把纸箱抱到更衣室，放在长条凳上。
老张跟进来，蹲在纸箱边上，看着那堆碎玻璃。
“谁干的？”
“标准化。”
“标准化个屁。”他声音一下子就高了。
“小点声。”
“许工，你——”
“行了。”
他蹲在那儿，两只手抓着膝盖，指节都白了。
腊月二十六，年会。
在厂区旁边的金满堂，摆了十八桌。
我不想去，周厂长打了两个电话，我去了。
坐在最边上那一桌，跟技术部的人一起。
台上唱歌，跳舞，抽奖。
三等奖是电饭锅，二等奖是手机。
一等奖是一台电动车，周斌上去抽的，抽中了他自己。
台下笑成一片，有人鼓掌，有人吹口哨。
抽完奖，周厂长上台讲话。
他讲了二十分钟，讲三年，讲九个亿。
“我们厂从三间瓦房干到今天。”
他讲到这儿，声音有点抖。
“这九个亿，是大家一块儿挣出来的。”
“我周德海，亏待不了任何一个老兄弟。”
台下鼓掌，鼓了很久。
讲完话发红包。
红包是一个一个念名字发的，从八百到两千。
我坐在那儿，听着自己的名字被念出来。
“许志远。”
我上去，接了。
周厂长握着我的手，手心是热的，有点汗。
“老许，你是最高的。”他又说了一遍。
底下又鼓掌。
我捏着那个红包，说了句“谢谢厂长”，下来了。
回到桌上，老张问：“多少？”
“两千。”
他把筷子往桌上一搁。
“他们干活的八百，班长一千，车间主任一千五，你两千？”
“嗯。”
“九个亿啊许工。”
“嗯。”
我把红包揣进口袋，端起碗喝了口汤。
汤是排骨炖藕，藕炖得有点烂了。
那天晚上我没喝多。
散场的时候周厂长在门口送人，看见我，拉住我胳膊。
“老许，明年我给你提一提。”
“好。”
“你别多想。”
“没多想。”
他松开手，我往外走。
外面下着小雪，落在脸上凉丝丝的，路灯光照着一层白。
我走了四十分钟回家，没打车。
腊月二十七，我照常上班。
把技术部那几台设备的参数又核了一遍。
把外协的三家供应商的电话整理成一张表。
下午四点，我把工牌、钥匙、门禁卡放在技术部的桌上。
桌上还有一份没写完的工艺卡，写到一半，笔搁在本子上。
我把笔帽扣上。
老张从外面进来，看见桌上的东西，脸一下就白了。
“你干嘛？”
“走人。”
“你说什么？”
“走人。”
他站在那儿，嘴巴张着，半天没合上。
“许工，你别吓我。”
“没吓你。”
“那六十个人怎么办？”
“该干嘛干嘛。”
他喉咙里咕噜了一声，没说出话。
我把工装脱下来，叠好，放进柜子里。
柜子里还剩一件备用的，我也叠了。
然后我拿起那个纸箱，往外走。
走到车间门口，我停了一下。
冲床还在响，咚咚，咚咚。
老李在磨床那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了。
我没跟他打招呼。
腊月二十八，我没去上班。
手机从早上七点开始响，一直响到中午。
我没接。
中午十二点，老张来了我家。
进门鞋都没换，站在玄关那儿喘气。
“许工，厂里炸了。”
“怎么了？”
“六十个人，今天全交了辞职报告。”
我端着碗，筷子停在半空。
“谁让他们交的？”
“没人让，自己交的。”
他把手机掏出来给我看。
人事群里的消息一条接一条，红点一直在跳。
“王建国：辞职报告已交。”
“李秀兰：辞职报告已交。”
“张德发：辞职报告已交。”
我往下翻，翻到最底下，六十条。
一条不多，一条不少。
人事那个小姑娘在群里发了一句：“各位师傅，能不能先别交，等厂长来了再说。”
没人回她。
我把手机还给老张。
“你交了吗？”
“我第一个交的。”
下午三点，周厂长的车停在我家楼下。
一辆黑色的帕萨特，开了七八年了，右后门有一道划痕。
他从车上下来，站在单元门口抬头看了看，然后上楼。
我在阳台上看见他的，手里那根烟烧到了头，烫了一下手指。
门铃响了三下。
我去开门。
他站在门口，穿着那件藏青色的羽绒服，领子立着，头发上落了一层雪。
“老许。”
“厂长。”
“进去说？”
我让开身子。
他坐在我家沙发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我老婆给他倒了杯热水，用的是家里那个玻璃杯，不是我的搪瓷缸子。
他捧了一会儿，没喝。
“老许，六十个人。”
“我知道。”
“你知道？”
“今天中午知道的。”
他把杯子放下，往前推了两寸。
“老许，是我哪里对不住你？”
“没有。”
“那为什么？”
我看着茶几上那杯水，热气一缕一缕往上冒。
“厂长，我干了十八年。”
“我知道。”
“三年前那条线，我蹲了七个月。”
“我知道。”
“那你知不知道，我的工具柜是谁换的锁？”
他愣了一下。
“什么锁？”
我没说话。
他从兜里摸出烟，递给我一根，自己也点了一根。
我家的烟灰缸是个罐头瓶，我女儿的，小时候做手工用的。
烟灰掉进去，一层。
“老许，年终奖的事，是我考虑不周。”
“不是年终奖的事。”
“那是什么事？”
“是你在台上说，亏待不了任何一个老兄弟。”
他抽烟的手停了一下。
“老许，那你当时怎么不闹？”
“我没闹，我就是收拾东西走了。”
“你要闹一闹，我还能知道。”
“闹了你就知道了？”
他把烟叼在嘴里，没接话。
周厂长的手机响了。
他看了一眼，接了，走到阳台上。
我听见他在阳台上说话，声音越来越急。
“什么报备？什么报备？”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他从阳台回来，脸是白的。
“老许，三年前那份技术开发协议，你还记得吗？”
“记得。”
“附件第三页，有一行字。”
“我知道。”
他坐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那行字是我加的。
当年拟协议的时候，客户那边的法务发来一版。
我看了三遍，在附件第三页加了一行。
本项目技术负责人变更，需提前三个月书面报备甲方，并经甲方书面认可。
我加这行字的时候，周厂长坐在我旁边，催我快点签。
“这些洋玩意儿，看不看都一样。”他说。
他签的时候，笔尖在纸上划了一道，快得很。
“客户今天下午发的函。”他说。
“嗯。”
“说技术负责人变更没报备，暂停下季度的订单，要重新做供应商审核。”
“嗯。”
他把烟摁灭在罐头瓶里，摁了两下才灭。
“老许，你回厂里吧。”
“不回。”
“条件你开。”
“我不开条件。”
他坐在那儿，两只手搓了搓。
“老许，我知道周斌有些地方做得不对，我回头收拾他。”
“厂长，不是他的事。”
“那是什么事？”
“是你签字的时候，连看都没看一眼。”
他愣住了。
外面楼道里有人上下楼，拖鞋踩在水泥地上，啪嗒啪嗒。
我老婆在厨房里洗碗，水声哗哗的。
“老许，你要多少钱？”
“我不要钱。”
“那你要什么？”
“我要那六十个人，有地方吃饭。”
他从沙发上站起来，站了一会儿，又坐下了。
“老许，我那厂子，是我一辈子攒下来的。”
“我知道。”
“我今年五十八了。”
“我知道。”
“斌斌是我儿子。”
“我知道。”
“他要是不成器，我死了都闭不上眼。”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地砖上的一块污渍。
我没接话。
他坐了一刻钟，走了。
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住，回头看了我一眼。
“老许，那行字，是你什么时候加的？”
“签之前。”
“你怎么知道要加这行？”
“因为客户认的是人，不是厂。”
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下楼去了。
腊月二十九，远东精工的老板来了。
姓方，四十来岁，个子不高，穿一件冲锋衣，开一辆国产的SUV。
他来找过我三次，前三次我都回绝了。
第一次是两年前，第二次是去年春天，第三次是去年秋天。
这次他没带方案，也没带合同。
他坐在我家饭桌边上，我老婆给他盛了碗面。
他吃了两口，说：“许工，人我都要。”
“六十个？”
“六十个。”
“一个不能少。”
“一个不能少。”
我把筷子放下。
“方总，我有个条件。”
“你说。”
“他们这六十个人，年后的工资，比宏昌高两成。”
“行。”
“还有，车间里的私人物品，随便放。”
他愣了一下，笑了。
“行。”
“还有一条。”
“你说。”
“我那个工具柜，得是铁的，蓝漆的。”
“行，你说什么色就什么色。”
我端起缸子喝了口水。
水是温的，缸底那块锈在杯底晃了一下。
腊月三十，我在家贴春联。
女儿从学校回来了，站在凳子上，让我看正不正。
“爸，左边高了。”
“哪儿高了？”
“你往右挪一点，再挪一点。”
我挪了挪，她说：“行了。”
我老婆在厨房里炸丸子，油锅滋啦滋啦响。
她喊我：“许志远，把萝卜干坛子搬出来。”
我把坛子从阳台搬到厨房，坛子沉，得有二十斤。
她说：“再腌一坛，年后你带去。”
“带去干嘛？”
“你那些兄弟爱吃。”
年三十晚上，我给老张打了个电话。
“年过得去吗？”
“过得去。”他说，“许工，你那边定了？”
“定了。”
“哪儿？”
“远东。”
电话那头静了两秒。
“远东好。”他说，“远东的机器新。”
“嗯。”
“许工。”
“嗯？”
“我跟他们说一声。”
“你别撺掇。”
“我没撺掇。”他说，“我就是说一声。”
年后初八，新厂开工。
厂子在开发区，比宏昌大，车间是新的，地面刷了绿漆，走上去有点黏鞋。
我的工位在技术部最里面，靠窗，窗外是一排杨树。
桌上摆着那只搪瓷缸子。
缸口那道裂口，我用AB胶粘过，粘得不太好看，一道深褐色的疤。
早上七点四十，我端着缸子去车间。
老张已经在磨床那边了，油手在裤子上蹭了两下。
“许工，早。”
“早。”
“这机器比咱那边的新。”
“嗯。”
“就是不知道使起来顺不顺手。”
我把卡尺掏出来，放在检验台上。
数显的，一千二，用了十二年，屏幕上有一道浅浅的划痕。
第一根轴从磨床上下来，我拿起来量了量。
尺寸在公差带中间。
老李从车床那边探出头：“许工，我这边也开了。”
“开吧。”
“那我可真开了啊。”
“开。”
他缩回去了。
中午吃饭，新厂的食堂在二楼。
我老婆腌的那坛萝卜干摆在更衣室的长条凳上，坛口盖着一块纱布。
老张第一个去夹的，夹完说：“嫂子手艺真好。”
后面的人排着队，一个接一个。
王建国夹完，把筷子在坛口上磕了两下。
“许工，这坛子比原来那个大。”
“嗯，我老婆换的。”
“原来那个呢？”
“碎了。”
他“哦”了一声，端着碗走了。
下午三点，方总来车间转。
他站在磨床边上看了半天，问我：“良品率现在多少？”
“九成六。”
“什么时候能到九成八？”
“给我三个月。”
他点点头，走了两步，又回头。
“许工，宏昌那边给我打过电话。”
“谁打的？”
“周德海。”
“他说什么？”
“他问我，能不能把那六十个人还回去。”
“你怎么说的？”
“我说，人在你那儿，你问他。”
我笑了一下。
三月的时候，宏昌那边来过一个电话。
是人事那个小姑娘，问我社保怎么转。
我跟她说了流程，她记下来了。
末了她犹豫了一下。
“许工，厂里现在……”
“嗯？”
“周厂长慌得不行。”
我说：“你跟他说，让他把那行字看一看。”
她没听懂，“啊”了一声。
我说：“没事，你忙吧。”
挂了电话，我把缸子端起来喝了口水。
水有点凉了。
窗外的杨树抽了新芽，嫩绿嫩绿的，风一吹，翻过来是白的。
老张从车间那头走过来，手里捏着一张纸。
“许工，这个尺寸我拿不准。”
我接过来看了看。
“走，去看看。”
我把缸子搁在窗台上，跟着他往车间走。
车间里还是那个味，切削液混着热铁屑的味。
冲床一下一下地砸，咚咚，咚咚。
风从大门那边灌进来，不大，吹得人觉着舒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