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你这车再敢停这儿，信不信我拿钥匙给你划一圈？”
王姐把手里的钥匙扣甩得哗啦响，人就站在我驾驶室窗户边上，脸几乎贴到玻璃上。她的嘴张得很大，我能看见她后槽牙上沾着一小片菜叶，早上吃的韭菜盒子味儿顺着窗户缝挤进来。
我握着方向盘，车还没熄火，挂的还是前进挡。这是我家楼下我租的那个车位，白线画得清清楚楚，墙上贴着车牌号，每个月光租金三百块。
“听见没？聋了？”她又往车窗上拍了一巴掌，手掌印在玻璃上留下油渍渍的一片，“这车位我用了三年了，你算老几？新搬来的懂不懂规矩？”
副驾驶上放着我刚从菜市场买的排骨，塑料袋上凝了一层水珠。我看了眼排骨，看了眼王姐，又看了眼车位旁边那辆红色马自达——她的车，正大剌剌横在我车位正前方，车屁股怼着我家单元门，把进出通道堵得只剩一条缝。
我熄了火，拔了钥匙，推开车门。
“王姐，这车位我租了。”我把手机掏出来，翻到物业收据，“月租三百，交了半年，收据在这儿，合同也——”
“我看看。”她一把从我手里把手机薅过去，手指在屏幕上乱划了两下，然后把手机翻了个面，好像那是个假货，“这什么东西？P的吧？物业小刘是我外甥，他敢把车位租给你？”
她把手机往引擎盖上一扔。屏幕磕在铁皮上，啪的一声脆响，钢化膜从左上角裂了一道缝，像蜘蛛网慢慢往下爬。
我伸手去捡手机。她一脚踩在我鞋尖上。
不是不小心踩的。是低头看了一眼我的脚，然后踩上去，脚后跟还碾了半圈。我那双白色帆布鞋上多了一个黑灰色的鞋印，脚指头被踩得发麻。
“小伙子，我跟你好好说话，你别给脸不要脸。”王姐退后一步，双手抱在胸前。她穿着一件紫红色的羽绒马甲，拉链只拉到一半，里面是一件玫红色的毛衣，领口大得露出锁骨和一片起了痱子似的红印子。她的头发是那种烫得很蓬松的小卷，染过又长出来，发根白了两厘米，远远看着像头顶扣了个鸟窝。
“你在哪儿上班？”她问我。
我说了公司名字。
“哦，那个破公司啊。”她笑了，嘴角往上扯，露出牙床，“我老公是区住建局的，你们公司那个楼，消防验收还是他签的字。你回去问问你老板，认不认识胡科长。”
她说完这话，扭头朝单元门那边喊了一声：“小刘！小刘你给我出来！”
物业办公室就在一楼，窗户正对着车位。窗帘动了一下，没人出来。
王姐又喊：“刘志强！你舅妈喊你你听不见是吧？”
过了大概十秒钟，单元门开了条缝，一个穿着物业制服的年轻男人探出半个身子，脸上挂着那种标准的、专门用来应付麻烦的服务业笑容。他先看了看王姐，又看了看我，最后看着地面。
“舅妈，那个……这位业主确实交了租金……”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个字几乎吞进肚子里。
“交了租金？”王姐转过身去对着他，声音拔高了三度，“那我这三年白停了？刘志强你拍着良心说，这车位是不是你让我用的？现在你收了钱就把我往外撵？你妈知道你这么办事儿吗？”
小刘的脸涨得通红，嘴唇动了好几下，一个字没说出来。
旁边楼栋有几个邻居听见动静，开始往这边看。二楼有个老太太推开窗户，磕着瓜子往下看热闹，瓜子壳飘飘悠悠落在王姐的马自达车顶上。三楼阳台上一个大爷把收音机音量调小了，拄着拐杖靠在栏杆上，表情像在看电视。
我把排骨从副驾驶拎出来，锁了车。
“王姐，今天我就把车停这儿。你要是觉得不合适，咱们去物业办公室谈，把合同、收据、规定都摆出来，一条一条对。”我说。
“谈？”她笑了，笑得很响，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跟你谈？你一个月挣几个钱啊跟我谈？我老公一个电话就能让你们公司停业整顿你信不信？”
她掏出手机，屏幕亮光打在她脸上，映出她下巴上那层横肉。她把手机举到我面前晃了晃：“看见没？胡科长的电话。我拨出去你可别后悔。”
她没拨。
她等我退缩。
我没退。
她把手机收回去了，哼了一声：“行，你有种。你把车停这儿，明天早上你来看看，看你这破比亚迪还在不在，四个轱辘还齐不齐。”
说完她拉开车门上了那辆红色马自达，发动机轰的一声像在骂人，排气管喷出一股黑烟，倒车的时候差五厘米就蹭到我车头。她连看都没看，方向盘一打，油门一踩，走了。
小刘还站在单元门口，两只手搓来搓去，不敢看我。
我弯腰捡起引擎盖上的手机。钢化膜碎了一角，屏幕还能用。我把排骨换到左手，右手用袖子擦了擦鞋面上的鞋印。
二楼的老太太往下喊了一声：“小伙子，别跟她犟，她家真有关系。”
三楼的大爷把收音机音量又调大了，正在放京剧，锣鼓点敲得急，像要打仗。
我没吭声，转身上楼。
我住五楼，一室一厅，月租两千。搬进来第二个月就碰上这事儿。上次跟房东提了一嘴，房东说物业那边他打过招呼了，让我自己再去找物业协调。我找了，小刘说他会处理。处理了半个月，王姐照样占着那个车位，我每天下班回来只能在小区外面绕圈找位置，最远的一次停到了一公里外的超市停车场，走回来的时候下着雨，淋得浑身湿透。
第二天是周三。我请了年假。
连着请了五天。
当天晚上我把车停进了车位，锁好，上楼。第二天早上六点半，天刚蒙蒙亮，我下楼看了一眼——车还在，轮胎也还在，但挡风玻璃上多了一片污渍。走近了看，是泼的剩菜，里面有辣椒皮、鱼骨头、泡发了的米饭粒。黄色的油汤顺着玻璃往下淌，在雨刮器那里积了一小滩，招了一群蚂蚁排着队在上面爬。
我拍了个照片，存好。
然后我转身出了小区，走了八百米到公交站，坐上早高峰的47路，挤在满车上班族中间，去上班。
第一天。
第二天早上，挡风玻璃上多了一袋垃圾，系了口的黑色塑料袋，搁在车顶上，破了，蛋壳和烂菜叶流了一车顶。
我拍了照，坐公交。
第三天，车没出事。但车位旁边的墙上多了一张打印的纸条，用透明胶贴的，上面写着：“此车位已有人使用，外来车辆自觉挪走，否则后果自负。”落款是“老业主”。
我拍了照，把纸条撕下来收好，坐公交。
第四天，车被人从车位里推了出来。不是开走的，是推的。手刹拉了，挂的P档，推不动，他们就用车头顶，用那种带轮子的千斤顶架起来挪。我下楼的时候，车横在通道正中间，车身侧面多了一道二十厘米长的划痕，白漆底下露出铁皮。
我蹲在那儿看了半分钟那道划痕。手指摸上去，毛刺扎手。我站起来，环顾四周，东南角有一个对着车位的监控摄像头，型号是老款的海康威视，红外灯还是亮着的。
我去敲物业办公室的门。小刘开的门，脸色比我还难看。他说监控坏了，上周就坏了，还没修。我问他坏的具体日期，他说大概是周三。我问他上周三还是这周三，他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我又拍了一圈照片，把车挪回车位，坐公交。
第五天。周五早上。
手机响了。物业经理亲自打来的，姓周，搬进来的时候见过一面，说话很客气，客气到让人觉得假。
“赵先生啊，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您那车位的事，王女士那边提了个方案，看您能不能配合一下？”
我问什么方案。
“她愿意出两百块钱一个月，跟您共用那个车位，一三五她停，二四六您停，周日先到先得，您看——”
“周经理，我付了半年租金，一千八。”
“我知道我知道，您看您这边能不能灵活一点？王女士老公那边毕竟是咱们上级单位，我们夹在中间也难做……要不这样，物业这边退您三个月租金，您把车位让出来？”
我说我考虑考虑，挂了电话。
当天晚上七点，我正在出租屋里煮面条，手机又响了，连续响。我以为是物业又来当说客，拿起来一看，是个陌生的本地号码。接起来，对面是个女人的声音，不是王姐，口音比王姐年轻，说话跟机关枪似的。
“你是五楼那个租户吧？你赶紧把你那车挪走行不行？我今天有客人来，车位空着也是空着，你不停会死啊？你知道王姐多生气吗？她今天去你公司找你了你知不知道？你同事都知道你住哪个小区了！”
我挂了。
十秒钟后又响了。另一个号码。接起来是个老头，声音慢吞吞的，带着那种“我是为你好”的语气：“小伙子，你听我一句劝，王桂兰这个人你惹不起。他老公胡建国在区里干了二十年，谁都认识。你一个租房子的，闹什么呀？忍一忍不就过去了？我们这栋楼的老邻居都让她三分——”
我说了声谢谢，挂了。
然后又响了。
从那之后，电话就没停过。
我在厨房煮面条，手机搁在灶台上，屏幕一直亮，震得锅里的水都在抖。157开头，136开头，189开头，固话，一个接一个。我调了静音，只能听见嗡——嗡——嗡——的震动声，像一只困在玻璃瓶里的苍蝇。
面条煮好了，我把锅端到茶几上。手机还在震，我边吃面边看它震。屏幕上的未接来电数字往上跳，红色的，从十七跳到三十二，从三十二跳到四十一，像一个正在加速的定时炸弹。
第九十七个电话是我妈打来的。我接了。
“儿子，你们小区有个姓王的女的给我打电话了，说你占她车位？还说你欺负她？你把话说清楚，你一个男孩子怎么能跟女同志动手呢？她说你要打她？你怎么——”
“妈，我没动手。”我用筷子搅着碗里的面条，汤已经快被吸干了，面条坨成一团，“她说我打她？”
“她说你要打她！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说你把车堵她门口，她找你说理你就举拳头，把人家吓得心脏病差点犯了——你到底怎么回事？”
我放下筷子。面条不吃了。
“妈，我有录音。”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我妈的声音变了，从质问变成了那种压低了嗓门的、只有母子之间才有的紧张：“她是不是那种人？就是那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儿子，要不然咱忍了吧，换个地方住，钱的事妈给你——”
“妈，你早点睡。”
我挂了电话。
手机上未接来电的数字已经跳到了一百一十二。
我把通话记录从头往下翻。物业办公室座机打了四十六次，周经理手机打了九次，小刘打了八次，王姐的手机打了三次，剩下全是陌生号码，应该是她把我的手机号发到了业主群里，发动邻居轮番轰炸。有的人打一次就挂了，有的人连打五六次，有的人发来短信，措辞从“劝你识相点”到直接带脏字，花样百出。
我翻到最早的一条通话记录，日期是五天前，是她第一次占我车位那天，通话时长一分四十秒。那天之后，我手机里的每一条录音、每一张照片、每一段视频，都分了文件夹，按日期标好，备份到了两个云端和一个移动硬盘里。
茶几上放着一份合同，物业盖章的，车位租赁协议，白纸黑字，租金金额、租期、车位编号，一个数字都不差。
合同旁边是一张纸，上面记了一串名字和职务——胡建国，区住建局工程质量监督科科长，百度上能查到，照片对得上。王桂兰，他老婆，在小区业主群里是群主，群成员四百三十二人。刘志强，物业前台，王桂兰丈夫的亲外甥，去年九月入职。
我把碗端去厨房洗了。水流声盖住了手机的震动声。
等我擦干手回来，手机屏幕上跳出了今天的数字——未接来电一百六十个。
第一条短信是周经理发的，措辞终于不像之前那么客气了：“赵先生，您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小区正常秩序，如不配合将上报公司总部。”时间是下午四点二十一分。
第二条是王姐亲自发的，措辞反而比之前“软”了，软得反常：“小赵啊，姐那天话重了，你别往心里去。你周一回来咱们坐下好好聊聊，车位的事好商量，你把车开走就行。”
我盯着这条短信看了三遍。
五天。她占了我车位三十七天，我停了五天。这五天里，她在我车上泼剩菜、扔垃圾、划车、挪车，给我打了无数个骚扰电话，还打电话给我妈编排我要打她。
现在她说“好商量”。
我把手机屏幕截了个图，存进文件夹里。然后把厨房灯关了，客厅灯关了，只留床头一盏小台灯，橘黄色的光照在床头柜上那张照片上——我爸去世前拍的，他在工地干了二十七年，最后因为尘肺病在病床上躺了四个月，走的时候不到六十斤。他教过我一句话：跟人讲道理之前，先确保自己手里有牌。
我有牌。
我把被子拉上来，闭上眼睛。窗外的路灯透过窗帘缝照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道灰白色的光斑，像刀口。
周六中午，我站在小区门口，手里拎着一个档案袋。档案袋里装着十一份打印好的材料，每份十页，彩色打印，照片清晰，时间线完整，从她第一次占我车位开始，到昨天为止。收件人地址已经写好了，打印的，宋体四号，一个都不少——区住建局纪检组、区信访办、区住建局办公室、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市住建局信访室、市纪委派驻组，以及四家常住本地媒体。
我走进小区门口的文印店，把档案袋往柜台上一放：“老板，帮我寄十一份同城快递，寄付，要回执。”
第二章
快递单填到第七张的时候，文印店老板抬头看了我一眼。
他五十多岁，戴一副老花镜，镜腿上拴着根黑绳子，垂在耳朵后面一晃一晃的。他把笔放下，把老花镜摘了，揉了揉鼻梁，压低声音说：“小伙子，你这是要搞王桂兰？”
我没说话，继续填第八张。
“我劝你一句。”他往店门口看了一眼，确认没人进来，才把身子往柜台这边探了探，“她老公胡建国，上个月刚被纪委约谈过，具体什么事不知道，但约谈完第二天照常上班，屁事没有。你知道为啥不？”
我停下笔。
“胡建国他姐夫，是区政府的，姓郑，副区长。不是亲姐夫，但比亲姐夫还管用——他姐是郑副区长的大学同学，一个宿舍住了四年，铁得穿一条裤子。胡建国能坐到那个位置，全靠他姐铺的路。”
老板说完这话，重新戴上老花镜，拿起笔帮我对了一遍地址，手指点在快递单上：“区住建局纪检组，这个对。信访办，对。街道办……”他一个一个念过去，念到最后一家媒体名字的时候，手指头停住了。
“这家媒体，去年报过胡建国他们单位的一个招标项目，稿子都写好了，临印刷被撤了。”他把地址推回来，“你自己掂量。”
我把第十一张快递单填完，贴上，付了钱。十一封同城快递，明天中午之前全部送到。快递费一共一百一十块，老板收了我一百，零头抹了。
我推门要走的时候，老板在背后说了一句：“你那个车位，在你之前租过三个人，最长的一个住了四个月。你知道他们最后都怎么了吗？”
我回头看他。
“都搬走了。”他说，“押金都没要。”
我推开玻璃门，十一月的冷风灌进来，吹得柜台上几张空白快递单飞起来，老板伸手去按，老花镜从鼻梁上滑下来，挂在绳子上晃荡。
走出文印店，手机震了一下。
物业周经理发了条微信，措辞比昨天又紧了一步：“赵先生，王女士这边报警了，说你恶意堵占他人车位，派出所的同志下午到，你最好来一趟物业办公室。”
下面是两张截图。一张是王姐发的朋友圈，配图是我那辆比亚迪横在车位里的照片，文字写着：“现在的年轻人真不要脸，霸占别人车位五天不挪，打电话不接，物业也管不了，只能报警了！”底下四十多个赞，二十几条评论，我翻了两条——一条是“这也太嚣张了”，另一条是“报警处理，别惯着”。
另一张截图是业主群的聊天记录。王姐在群里@了所有人，发的是一段语音转文字，大意是让邻居们给她作证，说这个车位她用了三年，是物业默许的，我一个新来的租户蛮不讲理强行霸占。底下跟了七八条回复，全是站她的。有个人说“我亲眼看见他推搡王姐”，还有人说“这小伙子一看就不是善茬，眼神就不对”。
我把这两张截图也存了，回了周经理两个字：“收到。”
然后我往小区东边走，绕到物业办公室后墙。那条巷子很窄，平时没人走，堆着几个废弃的花盆和一辆没了后轮的共享单车。我站在墙根底下，能听见办公室里有人说话。
窗户关着，但隔音不好。王姐的声音最好认，又尖又亮，像铁勺刮锅底。
“——我跟你说小周，这事儿你必须给我办妥。我家老胡为这事儿气得血压都上去了，他要是气出个好歹，你负得起这个责吗？”
周经理的声音压得低，但话听得清：“王姐您放心，我们已经给他发函了，今天不挪车明天就上报公司总部，按规定可以强制拖走——”
“拖走？拖走就完了？我告诉你，他这五天让我在邻居面前丢的脸，不是拖个车就能了的。你让他写道歉信，手写，不少于五百字，贴小区公告栏上。还有，误工费精神损失费，三千块，一分不能少。”
我在墙根底下站了大概十分钟，把她每一句话都录了下来。
从巷子里出来的时候，碰到了小刘。他蹲在单元门口抽烟，看到我，烟灰抖了一裤子。他站起来想走，我叫住了他。
“刘哥，聊聊。”
他站住了，没转身，后背僵得像块木板。
我走到他旁边，没靠太近，给了他半米的距离。“你入职的时候，胡建国帮你说了话，对吧？”
他不吭声。
“你妈跟他老婆是亲姐妹，你叫他姨父。你大专毕业找不到工作，在家蹲了两年，去年你妈求王桂兰帮忙，胡建国打了个电话，你就进了这家物业公司，一个月四千，交完五险剩三千二。”
小刘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尖碾了一下。他碾得很慢，好像那个烟头跟他有仇。
“你一个月工资三千二，王桂兰开的那辆马自达，裸车十八万，她家楼下那套房子一百四十平，市值大概三百五十万。胡建国一个正科级，一年工资加奖金不到十五万。”我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你这三千二，挣得踏实吗？”
小刘终于转过头看我。他眼睛红了，不是要哭，是熬夜熬的，眼白上全是血丝。他嘴唇动了两下，说出来的话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你别搞了。你搞不过他们的。”
“我没想搞谁。”我说，“我就是想停我自己的车位。”
他盯着我看了好几秒，然后把烟头捡起来扔进垃圾桶，转身进了单元门。走到门口的时候，他脚步顿了一下，没回头，说了一句话，声音压得比刚才还低：“监控硬盘我换下来了。旧的在我宿舍抽屉里。”
单元门关上了。
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低头看了一眼手机。时间正好跳到下午两点。
十分钟后，我坐在小区对面的一家快餐店里，点了一份黄焖鸡米饭，中辣。等餐的时候，我把手机里的所有材料从头到尾捋了一遍。
照片，四百一十七张。录音，二十六条，总时长三小时四十二分钟。视频，九段，包括王姐用钥匙威胁我、物业经理暗示我让出车位、小刘承认监控“坏了”的全过程。合同、收据、快递单、骚扰电话的通话记录截屏、我妈接到的那通电话的录音——我在手机上装了个自动录音软件，所有通话都有备份。
这些材料，我分了三份。一份寄了。一份存在云端。还有一份装在一个信封里，写了收件人地址，贴了邮票，搁在床头柜抽屉里。信封上写的是我老家地址，收件人写的是我妈的名字。万一我出了什么事，我妈会收到这个信封。
黄焖鸡端上来了。砂锅里的汤汁还在咕嘟咕嘟冒泡，鸡肉切得很大块，青椒和土豆炖得烂糊。我端起米饭，刚吃了一口，手机又震了。
这次不是电话，是一条短信。号码我没存，但一眼就认出来了——王姐的。
“小赵，姐最后一次好好跟你说。你把快递撤了，车挪走，这事儿翻篇。以后车位你一三五我二四六，姐再给你介绍个对象，我外甥女在医院当护士，长得可漂亮了。你要是非要把事闹大，那就别怪姐不客气了。你老家在哪儿、你妈住哪儿、你在哪个公司上班，姐都知道。”
我放下筷子，把这条短信反复看了四遍。前面几句还是那套软硬兼施，但最后一句——你妈住哪儿——不是随便加的。
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妈，你这两天别给陌生人开门。”
“咋了？出啥事了？”
“没事。就是最近快递多，我一个人收不过来，寄了点东西回老家，你帮我收着，别拆。”
“什么东西啊神神秘秘的——”
“妈，听我的。不认识的人敲门，别开。有人问你是不是我媽，别说。”
我妈沉默了。她这辈子经历的事不少，知道什么时候该问，什么时候不该问。过了好一会儿，她说：“知道了。你自己小心。”
挂了电话，我把那碗黄焖鸡吃完了，一粒米没剩。然后我结账，走出快餐店，站在街边深吸了一口气。冷空气灌进肺里，带着一股烤红薯的甜味和汽车尾气的焦味。
手机又震了。这次是周经理打来的。
“赵先生，派出所的同志到了，请你马上来物业办公室一趟。”
“好。”
我挂了电话，没急着走。我在街边站了大概三分钟，看着对面小区的大门。一辆警车停在门口，没开警灯，安安静静地停在那儿，像一个沉默的问号。小区门口的水果摊老板正往这边张望，手里还举着半个削了皮的哈密瓜。
我过了马路，走进小区，朝物业办公室走。路过停车场的时候，我特意绕过去看了一眼我的车位。
车位上停着一辆红色马自达。
不是我的车。我的比亚迪不见了。
车位是空的。白线里面干干净净，没有剩菜的油渍，没有垃圾袋，没有划痕，就好像那辆车从来没停过。我站住了，环顾四周。东南角的监控摄像头——那个小刘说“坏了”的——红外灯亮着，镜头对准我的车位，红色的指示灯一闪一闪。
我蹲下来，看地面。车位上有几道新鲜的轮胎印，黑色的橡胶痕迹拖了大概半米，方向是朝着小区后门。不是开走的，是拖走的。拖车用的那种带轮子的架子，架在前轮底下，拽着走。地面上的痕迹还很新，轮胎摩擦留下的胶皮屑还没被风吹散。
我站起来，没有马上去物业办公室。我先去了小刘的宿舍。
物业宿舍在小区最里面那栋楼的半地下室，走廊里一股霉味混着洗衣粉的味道。小刘的房间在最里头，门没锁，推门进去，他正坐在床上发呆，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电脑硬盘，3.5寸的，贴着标签，用记号笔写着日期和“车位监控”四个字。
他看见我进来，没说话，只是把硬盘往我这边推了推。
“车被拖了？”我问。
他点头。
“谁拖的？”
“王姐叫的人。大概一个小时前。不是正规拖车公司，是……就是那种路边修车店的人，开了辆皮卡过来，架了轮子就拖走了。”
“拖哪儿了？”
“不知道。可能是附近哪个偏僻的路边，随便一扔。也可能……”他顿了一下，“也可能拖去报废厂了。”
我拿起硬盘，掂了掂。沉甸甸的，里面装着五天来的监控录像——小刘说“坏了”的那五天。他把硬盘换下来的时候，摄像头还在录。
“你把这东西给我，你会有麻烦。”我说。
小刘站起来，走到窗户边上，把窗帘拉开一条缝往外看了看。他的侧脸在昏暗的地下室光线里显得格外年轻，颧骨上还有青春痘留下的疤。他看起来不像个物业管理员，像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
“她今天上午去找我妈了。”他说，声音很平，像在念一段跟自己无关的文字，“让我妈来劝我，让我别帮你，说你是白眼狼，说我对不起她。我妈哭了。我妈这辈子最怕的人就是王桂兰。小时候我家穷，王桂兰嫁得好，每次回娘家都给我妈甩脸子。我妈忍着。后来我找工作，我妈去求她，跪在地上求的。”
他转过身来看着我。
“我妈跪了一个小时。”
他眼睛还是红的，但这次不是熬夜熬的，是真的在忍着什么。他的手攥着窗帘布，关节发白。
“硬盘拿走。”他说，“不用还。”
我把硬盘揣进外套内侧的口袋里，拉上拉链。走到门口的时候，我跟他说：“你换个工作吧。等我这边完事了，我给你介绍一个。”
他笑了一下，笑得很短，像被针扎了一下又马上收回去了。“你先顾好你自己吧。派出所的人等着你呢。”
物业办公室的门半开着。
我走到门口的时候，能听见里面有三四个人的声音。王姐的嗓门最大，正在跟警察说话，语气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之前是命令式的、居高临下的，现在带着哭腔，每个字都在抖，不知道的人听了肯定以为她受了天大的委屈。
“——我一个女同志，老公工作忙，儿子在外地上大学，家里就我一个人，他一个大小伙子天天堵我车位，我都不敢下楼！警察同志你说我怎么办？我让他挪他不挪，我让物业调解他不听，我给他发短信他威胁我——”
我推门进去。
办公室里站着四个人。周经理坐在办公桌后面，脸色难看。王姐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一张纸巾，眼睛红红的，看见我进来的瞬间，她的表演出现了一瞬间的停顿——那种停顿很微妙，像电视机换台时的黑屏，一闪而过，然后她马上低下头继续抽泣。
两个警察，一个四十多岁，一个年轻点。年纪大的那个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审视，但没有敌意。年轻的那个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正在记录什么。
“你就是赵东升？”年纪大的警察问我。
“是。”
“五楼五零二的租户？楼下那个车位是你租的？”
“是。”我把档案袋放在桌上，从里面抽出租赁合同、收据、车位编号照片，一样一样摆开，“合同签了一年，半年一付，租金已经交到明年三月。这是收据，这是合同，这是车位现状照片。”
年纪大的警察拿起合同看了看，又看了看收据，然后抬头看了周经理一眼：“这合同是你们物业盖的章吧？”
周经理的表情像是吞了一只活青蛙，嘴张开又闭上，最后挤出一句：“是……是我们盖的。但是车位管理上……”
“既然合同有效，人家交了钱，为什么会有纠纷？”警察的语气很平，但问题很尖。
“因为——”王姐从沙发上弹起来，眼泪说收就收，手指头指着我，“因为这车位我一直用的！物业之前口头答应给我的！他来了就抢，凭什么？”
“口头答应？”警察看着她，“有书面合同吗？有缴费记录吗？”
王姐愣了一下，然后转头看周经理。周经理低着头，死盯着桌面上的一道裂纹，好像那道裂纹突然变成了世界上最好看的东西。
“周经理。”警察也看着他，“你们物业到底把车位租给谁了？”
办公室里安静了大概十秒钟。墙上挂着的石英钟，秒针走字的声音都能听见。王姐的呼吸声越来越重，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
周经理终于开口了，声音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租给他了。合同有效。”
王姐脸上的表情在那一刻变得极其精彩。不是愤怒，也不是委屈，而是一种被骗了之后的茫然——她大概没想到，这个她当了三年靠山的小区物业，会在警察面前三秒钟就把她卖了。
“那就很简单了。”警察合上文件夹，“车位是赵先生的，他有权停。王女士你无权占用，更不能私自移动他人车辆。你知道拖走别人的车属于什么行为吗？”
王姐的嘴唇哆嗦了两下，没说话。
“属于盗窃。”年纪大的警察替她说了，“车辆属于私人财产，未经车主同意擅自拖走，可以立案。”
“我没拖！谁看见我拖了？你们有证据吗？有监控吗？”王姐的声音又尖起来，但这次多了一种慌了神的气急败坏。她看了一眼周经理，又看了一眼门口——小刘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外，手里拿着一个工具包，面无表情地看着屋里。
“监控。”我开口了，手伸进外套内侧口袋，把硬盘掏出来，放在桌上，“坏的监控，录像在这儿。”
硬盘落在桌面上的声音很轻，但满屋子人都听见了。
王姐盯着那个硬盘，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字卡在嗓子里出不来。她大概是第一次发现，那些她以为捏在手里的东西——物业的配合、邻居的站队、老公的人脉、监控的盲区——正在一样一样地滑走。
年纪大的警察拿起硬盘看了看，又看了看我：“这五天都有？”
“都有。从她第一次占我车位开始到刚才拖车，全程。还有之前的——”我掏出手机，打开相册，把那些泼剩菜、扔垃圾、划车的照片一张一张翻给他看，“这是五月三日，这是五月四日，这是五月六日。我一共报警两次，出警记录可以查。”
警察看照片的时候，王姐突然冲上来，一把抢过周经理桌上的茶杯，朝我砸过来。茶杯是陶瓷的，有把手的那种，没砸中我，砸在我身后的墙上，碎成几片，茶水溅了我一肩膀。
“你个小兔崽子！你阴我！你从一开始就阴我！”她的嗓子破了音，声音在狭小的办公室里来回弹，嗡嗡响。
年轻的那个警察一步跨过去挡在她面前，手按在腰间的对讲机上：“王女士，请你冷静！”
王姐喘着粗气，胸脯剧烈起伏，紫红色羽绒马甲的拉链彻底崩开了，里面的毛衣领口歪到一边，露出肩膀上一条红色的文胸带。她盯着我，眼神像一把生了锈的剪刀，钝，但恨不得扎进肉里。
我抖了抖肩膀上的茶水，看着她的眼睛，说了一句话。
“姐，周一见。”
我转身走出物业办公室。身后传来王姐摔东西的声音，瓷片碎裂、金属撞击，混合着她越来越远、越来越尖的骂声。小刘跟在我后面出来，在楼道里追上了我。
“车被拖到哪儿了？”我问他。
“西三环外面有个废弃的驾校训练场，旁边是个修车铺，叫‘老刘汽修’。”他把工具包往肩上拎了拎，“我跟你去。”
“不用。你先回去，硬盘的事警察可能会找你问话，你照实说就行。”
小刘站住了。我走了几步，他又在背后叫住我。
“赵哥。”
我回头。
“那个硬盘里……除了车位监控，还有别的东西。”
“什么东西？”
他犹豫了一下，左右看了看，走廊里没人。他走过来，声音压得比地下室里那次还低：“胡建国来过物业办公室三次。有一次是晚上，他跟周经理在里面谈了半个小时，我在隔壁值班室，隔着一堵墙，听不太清，但有几个词很清楚——‘招标文件’‘提前看’‘标底’。”
我没说话，把这三个词在心里默念了一遍，然后拍了拍小刘的肩膀。
从物业楼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十一月的天黑得早，路灯还没亮，小区里的梧桐树掉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在风里晃，影子在地上乱爬。我站在单元门口，往车位的方向看了一眼。红色马自达还停在那儿，车灯没关，驾驶室的门半开着，王姐大概是气急了忘了关。
我没管。我走出小区大门，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跟司机说：“西三环，老刘汽修。”
第三章
出租车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打了方向盘往西三环方向开。车里的广播开着，交通台正在播晚高峰的路况，说西三环辅路有一辆货车抛锚，堵了大概两公里。
我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吹得耳朵发麻。手机震了一下，是小刘发来的微信，就一行字：“硬盘里有段视频，编号0521-2215，你重点看。”
0521，五月二十一日。那是我搬进这个小区的第三天。晚上十点一刻。
我回了个“知道了”，把手机揣回兜里。出租车在一个红绿灯路口停下来，左转灯在闪，橘黄色的光照在司机脸上，他的表情很困，打了第三个哈欠。
“师傅，老刘汽修开了多久了？”
“那个店啊。”司机揉了揉眼睛，“开了有十来年了吧。老板姓刘，叫刘国栋，跟这一片的拖车公司都熟。怎么，车被拖了？”
“嗯。”
“得罪人了？”
“算是。”
司机从后视镜里又看了我一眼，这一眼停留的时间比刚才长。他大概四十出头，脸上有一种见过太多事之后的平静，没再多问，只是说了一句：“那个店不太好惹。到了你自己当心。”
四十分钟后，出租车停在了一个废弃驾校训练场的门口。铁门半敞着，门上的招牌早就掉了，只剩一个锈迹斑斑的铁架子挂在上面。训练场里面长满了半人高的枯草，原来的练车道上停着十几辆报废车，有的被拆得只剩个架子，有的车身上长了一层青苔。路灯照不到的角落里，一个铁皮棚子里亮着一盏昏黄的白炽灯。
那就是老刘汽修。
我下了出租车，冷风夹着铁锈和机油的味道扑面而来。训练场地面是碎石子铺的，走在上面咯吱咯吱响，每一步都像踩在骨头上。
铁皮棚子门口蹲着两个人。一个在刷手机，屏幕光打在他脸上，照出一张年轻的、长满青春痘的脸。另一个年纪大些，在抽烟，看见我走过来，烟头在嘴唇间动了一下，火星明灭。
“找谁？”抽烟的那个问。他穿着一件沾满机油的工作服，袖子卷到手肘，露出的前臂上文着一条龙，颜色褪得差不多了，看着像条泥鳅。
“我的车被拖这儿来了。比亚迪，白色。”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年轻的把手机收起来，站了起来，手插在裤兜里，往棚子里面喊了一声：“老板，有人找车。”
棚子里走出一个人。五十岁上下，光头，头皮上有一道疤，从左耳根延伸到头顶，像是被什么东西砍过又缝起来的。他穿着一件皮夹克，拉链没拉，里面是件灰不溜秋的秋衣，肚子挺出来一块。他就是刘国栋。
“比亚迪是你的？”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从我的脸看到我的鞋，然后又看回来，“白色，车牌号给我。”
我报了车牌号。
他点了点头，表情没什么变化，好像早就知道我会来。“车在后院。过来吧。”
我跟着他绕过铁皮棚子，走到训练场后面的一个空地上。那里停着七八辆车，有的被千斤顶架起来，有的引擎盖掀开，内脏掏空了一半。我的比亚迪在最里面，靠着墙，车身侧面的划痕还在，四个轮胎都在，但左前轮瘪了，不是被扎的，是被人放了气。
“谁让你拖的？”我问他。
刘国栋把手插进皮夹克口袋里，耸了耸肩膀，那个动作带着一种“你拿我没办法”的懒散。“有人出钱，我出车。干我们这行的不问客户是谁，钱到位就行。”
“王桂兰。”
他没承认也没否认，只是歪了歪头，用下巴朝我的车点了点：“车你开不走。轮胎没气，电瓶线被拔了，我这边可以提供维修服务，换轮胎加接电瓶，一共两千。”
“我自己的车，被你拖过来，再花钱从你手里赎回来。”我说，“是这个意思？”
他笑了。牙很黄，门牙缺了半颗，笑起来像一堵烂了半截的墙。“小伙子脑子转得快。没错，就是这个意思。你也可以不赎，车就扔这儿，我帮你‘保管’，保管费一天二百。你停一个月也行，到时候这车差不多就归我了。”
身后的那两个工人也跟了过来，站在我身后大概三四米的地方，没说话，但存在感很强，像两条没拴绳的狗。年轻的把手机揣兜里了，手没拿出来。年纪大的那个又点了一根烟，打火机啪嗒啪嗒打了四五下才点着。
我站在十一月的冷风里，背后是两条不知道会不会动手的狗，面前是一个满脸写着“你能怎样”的老油条。我的车被拖到这里，轮胎瘪了，电瓶线拔了，要我花两千块钱赎回去。
按照正常的剧本，我应该要么认怂掏钱，要么打电话报警。报警的话，警察来了，刘国栋会说这车是谁谁谁让他拖的，他只是一个修车的，什么都不知道。王姐那边有的是说法——她可以说我欠她钱，可以说车是她让人拖去修的，随便编个理由。这种民事纠纷，警察来了也只能调解，最后多半不了了之。
我掏出了手机。
不是报警。
我打开了相册，翻到一张照片，把屏幕转向刘国栋。
照片上是一辆蓝色大货车，车牌号清清楚楚，停在老刘汽修的棚子门口，车厢里装着七八个铁桶，铁桶上印着危险品的标志。拍摄日期是三个月前，是从小刘给的硬盘里截出来的。监控摄像头的角度正好覆盖了汽修店门口的一小片区域。
刘国栋看了一眼照片，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你非法运输和储存危废品。”我把手机收回来，“这些铁桶里装的是废机油和废溶剂，按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没有资质擅自收集、运输、处置危险废物，罚款是十万起步，情节严重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环保局、应急管理局、公安局，三个部门都能查你。”
我说话的声音不大，语速不快，像在念一份说明书。但刘国栋的脸色变了。他头皮上那道疤本来是肉色的，现在变成了暗红色，像一条刚缝好的伤口。
“你他妈谁啊？”他往前走了一步，胸口几乎贴到我的肩膀。他身上有一股浓烈的机油味混着汗味，皮夹克蹭到了我的外套。他的身高跟我差不多，但他比我壮了一圈，站在面前像一堵肉墙。
“我是你拖的那辆车的车主。”我说，“你把电瓶线接回去，轮胎充上气。这件事就算了。你做你的生意，我开我的车。那张照片我删了。”
“你敢威胁我？”刘国栋的声音压低了，低到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他身后的两个工人察觉到气氛不对，往这边靠了一步。年纪大的那个把烟扔在地上，脚尖碾了一下，手从口袋里掏出来了。
“不是威胁。”我说，“是谈条件。”
刘国栋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很长时间。那双眼睛里有油滑，有江湖气，有几十年来在灰色地带摸爬滚打的算计。他大概在判断我是哪种人——是那种嘴硬心软的愣头青，还是真的会把事情捅出去的疯子。
最后他判断不出来。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哪种人。
“电瓶线接上，轮胎充气。”刘国栋转过身去，朝两个工人挥了挥手，动作里带着一股烦躁，“让他滚。”
年轻的工人愣了一下：“老板，那钱——”
“我说让他滚！”
他把那个“滚”字咬得很重，唾沫星子在路灯下闪了一下。两个工人不再问了，年轻的那个去拿充气泵，年纪大的掀开引擎盖接线。我站在一边，看着他们弄了大概二十分钟。充气泵嗡嗡响，在空旷的训练场上听起来像一只巨大的苍蝇。
车弄好的时候，刘国栋已经回棚子里了。我上车之前，他在棚子里喊了一声，没出来，声音从铁皮棚子的阴影里传出来，闷闷的：“照片删了。”
我打开手机，当着他的面删了那张照片。
然后我拉开车门，发动引擎，把车倒出了废弃训练场。倒车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见刘国栋站在棚子门口，双手抱在胸前，那根没点的烟夹在耳朵后面，盯着我的车尾灯看了很久。
我把车开回小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半了。
小区里的路灯亮着，昏黄的光打在空荡荡的车位上。红色马自达不见了。我的车位空着，白线画得清清楚楚，地上还能看见轮胎拖拽的痕迹，像地面上的淤青。
我把车停进去，熄了火，没马上下车。我坐在驾驶座上，透过挡风玻璃看着前方单元楼的窗户。二楼老太太家的灯亮着，窗帘拉着，电视机的蓝光在窗帘上闪烁。三楼的灯也亮着，大爷大概又在听京剧，隐约能听见锣鼓点的节奏。
我拿出手机，打开了小刘说的那段视频。编号0521-2215。
视频画质一般，但能看清。监控摄像头角度对着我的车位，也拍到了物业办公室门口的一小片区域。晚上十点十五分，一辆黑色的帕萨特停在物业办公室门口。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个是胡建国——我百度过他的照片，很好认，瘦高个，戴金丝眼镜，头发往后梳，走路喜欢背着手。另一个是周经理，小跑着迎出来，弓着腰，伸两只手握了上去。
两个人站在门口说了几句话。监控收音不好，大部分内容听不清，但周经理的声音偶尔飘过来几个词——“初稿”“最低报价”“张总那边”。胡建国没怎么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接过一个牛皮纸文件袋，夹在腋下，上车走了。
整个停留时间不超过五分钟。
我把这段视频翻来覆去看了三遍。然后打开笔记本，把时间、地点、人物、对话关键词全部记下来。笔记本上已经写了十几页，每一页都标了日期和页码，像一个办案民警的询问笔录。
记完之后，我合上笔记本，仰头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
手机震了。
不是电话，是微信群消息。我忘了退小区业主群——搬进来的时候物业拉我进去的，五百人的大群，平时全是广告和拼多多砍价链接，我开了消息免打扰，但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通知又弹出来了。
我点开一看，王姐正在群里发消息。连发了三条。
第一条是语音转文字：“各位邻居，今天警察来了，我该说的都说了。车位的事情我跟物业协商解决，给大家添麻烦了，实在对不起。”
第二条还是语音转文字：“小赵，姐在这里跟你说声抱歉。之前是我太冲动了，你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一般见识。车位的钱姐退给你，以后各停各的，井水不犯河水。”
第三条是红包。
红包备注写着“小赵收”，金额两百块，还是口令红包，口令是“姐错了”。
群里静了几秒。然后有人开始发大拇指。有人说“王姐大度”。有人说“年轻人就是不懂事，还得老邻居出来和解”。有人@了我，让我赶紧领红包，别不给面子。
我没点那个红包。
我点进了王姐的头像，看了她的朋友圈。最新一条是傍晚发的，配图是一张自拍，她坐在一张红木沙发上，背后是一整面墙的博古架，摆满了各种奖杯和摆件。照片配的文字是：“搬弄是非的小人，终究会有报应的。”——跟她群里那条“姐错了”前后脚发的。
我截了个图。
然后我把手机连上电脑，把今晚的所有材料——小刘的硬盘数据、刘国栋修车店的危废品截图、胡建国深夜取文件袋的监控视频——全部打包，压缩，上传到两个云端，密码设了十六位，数字加字母加符号。
做完这些，我锁车上楼。路过二楼的时候，老太太家的门开了一条缝，一只眼睛从门缝里看我，然后门关上了，反锁的声音在楼道里响了一下，很轻，但很清晰。
我继续往上走。走到四楼拐角的时候，墙上的小广告多了一张新的，用红色记号笔写在一张白纸上：“五零二租户不要脸，霸占邻居车位。”字迹歪歪扭扭，一看就是左手写的。
我把它撕下来，叠好，收进了口袋里。
回到屋里，我没开灯。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照在茶几上那个档案袋上。档案袋旁边放着我爸的照片，相框玻璃上落了一层薄灰。我用袖子擦了擦，把相框放回原处，坐在沙发上，在黑暗里坐了很久。
手机亮了。
我妈发来一条微信：“儿子，今天有个女的给我打电话，说是你们小区的，问你老家在哪儿、家里几口人。我没说。她说话很客气，但我听着心里发毛。你是不是在外面惹上什么人了？”
我回了三个字：“没事，妈。”
我把手机翻过去，屏幕朝下扣在沙发上。
墙上挂钟的秒针在黑暗里一格一格地跳，声音很轻，像一颗很小的心脏在跳。我闭上眼睛，听着那个声音，把明天要做的事情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第一件事，去区住建局。
第二件事，去一趟打印店，再寄一批材料。
第三件事——
手机又亮了。这次是个陌生号码，打了三声就挂了。然后一条短信进来，就四个字：“适可而止。”
我没回。我把短信存了，截了图，编号归类，扔进文件夹里。硬盘里的文件夹已经多到需要编号了，从001排到037，像一个正在慢慢收网的案子。
窗外的风大了起来，吹得窗户缝呜呜响。楼下传来一声关车门的声音，我走到窗边往下看了一眼。一辆黑色帕萨特停在单元门口，车灯还亮着，驾驶座上坐着一个人，看不清脸，只能看见一个戴眼镜的轮廓和夹在耳朵上的烟头。
车停了大概五分钟。然后车灯灭了，引擎发动，黑色帕萨特沿着小区内部路慢慢开走了，尾灯在夜色里拖出两道红色的光，越来越远，消失在拐角。
我拉上窗帘，躺回床上，把手表放在枕头边上。表针指到十一点四十。距离周一早上八点半，还有三十二个小时五十分钟。
第四章
周一早上七点，闹钟还没响，我先醒了。
窗外天已经亮了，灰蒙蒙的，像有人在天上蒙了一层脏纱布。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看了五分钟，然后把被子掀开，下床，光脚踩在凉地板上，脚底板被冰得发麻。
洗漱的时候，我对着镜子刮胡子。镜子里那张脸没什么表情，眼睛下面有青色的黑眼圈，嘴唇干得起皮。我用冷水拍了两下脸，水珠顺着下巴滴在洗手池边缘，积了一小滩。
七点半，我换了一件干净的衬衫，深蓝色的，把袖子卷到手肘，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然后我从抽屉里拿出那个档案袋，检查了一遍里面的材料——合同复印件、收据、照片打印件、通话记录截屏、短信截屏、监控视频的逐帧截图。每一页都编了号，按时间顺序排好。
档案袋封面上贴了一张标签，上面打印着一行字：“关于区住建局工程质量监督科科长胡建国之妻王桂兰长期侵占他人车位的情况反映”。
我把档案袋夹在腋下，出门，锁门。走到二楼的时候，老太太家的门又开了条缝，那只眼睛又出现了。这次我没看她，径直下了楼。
车还在车位上，没有被破坏。挡风玻璃上多了一片黄色的污渍，不像是故意的，像是风吹过来的什么东西。我用纸巾擦了，发动引擎，导航设到区住建局，路程四十分钟。
早高峰的交通比我想象的还堵。我在高架桥上堵了二十分钟，车窗外全是并排缓行的车辆，尾灯连成一片红色的河。收音机里两个主持人在聊天气，说今天有小雨，气温降了五度。我关了收音机，车里安静下来，只剩下发动机低沉的震动声和雨刷偶尔刮过挡风玻璃的声音。
八点二十五分，我把车停在了区住建局对面的一条小巷子里。没开进他们院子，停在路边划线的停车位上，用手机扫了码付了两个小时的停车费。
区住建局是一栋六层的老楼，外墙贴了白瓷砖，年久失修，瓷砖缝里长出了黑色的霉菌，远远看着像墙体上爬满了裂纹。大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门口站着一个保安，穿着蓝色的制服，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正在吹杯子里的茶叶。
我走进大门。保安看了我一眼，可能是我穿的衬衫太整齐了，他以为我是来办事的工作人员，没拦。
一楼大厅的地面是水磨石的，磨得发亮，走上去鞋底咯吱响。墙上挂着一块机构分布图，工程质量监督科在四楼，东侧走廊尽头。电梯是老式的，门关得很慢，里面贴满了各种通知和红头文件的复印件，最近的一张是上个月的，是“关于加强工作纪律的通知”。
四楼走廊很长，铺的是那种医院里常见的地胶板，走在上面脚步声被吸掉了大半。两侧的办公室门上都有门牌，白底红字，铝合金边框。我一路走过去，综合科、计划财务科、人事科，然后到了走廊尽头——工程质量监督科。
门开着一条缝。里面有人在说话，是个女声，很年轻，像是在打电话：“——胡科长还没到，他今天上午有个会，下午应该在，您下午再打吧。”
我敲了敲门。
“请进。”
推门进去，办公室不大，四张桌子，但只有一个人在。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扎着马尾，戴着圆框眼镜，面前摆着一台电脑，屏幕上是正在编辑的Word文档。她看见我，把电话挂了，露出一个职业化的微笑：“您好，有什么事？”
“胡建国科长在吗？”
“胡科长上午有个会议，不在办公室。您是哪个单位的？找他有什么事？”
我把档案袋放在她桌上。“我是他爱人王桂兰的邻居。有些情况想跟胡科长当面反映一下。他下午几点回来？”
姑娘的笑容僵了一瞬间，非常短，但被我看见了。她的眼睛往档案袋上扫了一下，标签上的字很大，她肯定看清了。然后她重新笑起来，比刚才更客气，也更假：“这个……我也不太确定。要不您把材料留下，我帮您转交？”
“不用。”我把档案袋拿回来，夹回腋下，“我等他。”
我出了办公室，没下楼。我在四楼走廊里站了一会儿，看着墙上的公告栏。公告栏里贴着一张工作人员公示表，胡建国的照片在最上面一排，照片里的他穿着白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金丝眼镜，嘴角微微上扬，看起来比监控视频里年轻五岁。照片下面写着：胡建国，工程质量监督科科长，负责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竣工验收备案、工程质量投诉处理。
旁边还有一张科室职责表，密密麻麻列了十几条。我一条一条地看，看到第十三条的时候停住了——“负责辖区内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招标投标。
我脑子里闪过那段监控视频里的画面。晚上十点十五分，黑色帕萨特停在物业门口，牛皮纸文件袋，胡建国夹在腋下，周经理弓着腰伸两只手握上去。“初稿”“最低报价”“张总那边”。
这些碎片在我脑子里拼成了一幅图，但还没有完全拼好。就像一个拼图还差最后几块，不知道拼完会是什么画面，但轮廓已经隐隐约约地浮现出来了。
“同志？”
背后有人叫我。我转过身，是刚才那个戴眼镜的姑娘，她追出来了，手里拿着一杯水，一次性纸杯，还冒着热气。
“您别在走廊里站着，外面冷。要不您去一楼信访室坐着等？”她笑得很甜，但眼神在飘，不时往走廊另一边看，好像在等什么人出现。
“谢谢。”我接过纸杯，“走廊不冷。我就在这儿等。”
她的笑容又僵了一下。然后她压低声音，用那种“我是为你好”的语气说了一句：“大哥，我跟您说实话吧，胡科长今天不一定来。他……最近请假比较多。您要是真有什么事，走信访渠道比较快，信访室在一楼，进门右拐就是。”
“他请假是因为纪委约谈吗？”
这句话一出来，姑娘的脸色彻底变了。她退后一步，手不自觉地攥住了自己马尾辫的发尾，嘴唇动了两下，什么都没说出来。然后她转身快步走回了办公室，门在她身后关上了，反锁的声音很轻，但在空旷的走廊里传得格外清晰。
我靠在墙上，喝了口水。水很烫，烫得舌尖发麻。
走廊里安静了大概十分钟。然后电梯响了，门打开，走出来两个人。一个是周经理，穿着他那件洗得发白的黑色西装，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脸上的表情像是被人掐着脖子拖过来的。另一个我没见过，四十多岁，方脸，浓眉毛，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夹克，走路的步态很沉稳，一看就是在体制内待了很多年的人。
周经理看见我的瞬间，脚步顿了一下，差点绊到自己。他下意识地往方脸男人身后躲了半步，然后意识到这个动作太明显了，又硬着头皮走出来，嘴角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赵先生，你怎么在这儿？”
“等胡科长。”我说，“周经理今天不上班？”
“我……我来办点事。”他说完这话，看了方脸男人一眼。方脸男人没看他，而是盯着我，目光从我的脸看到我腋下的档案袋，然后落在档案袋的标签上。
“这位是？”方脸男人问周经理。
“我们小区的业主。有点……车位纠纷。”周经理说“纠纷”两个字的时候，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方脸男人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朝工程质量监督科的门走去。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审视，有打量，还有一点点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敌意，更像是好奇。
他推门进去了。周经理站在走廊里，没跟进去，也没走，就那么杵在那儿，像一根被种错了地方的电线杆。
“赵先生。”他压低声音叫我，额头上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在走廊日光灯下亮晶晶的，“咱们能不能出去谈？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聊聊？”
“聊什么？”
“车位的事。公司总部那边给我压力了，这事儿闹大了对谁都不好。物业这边愿意给您全额退款，再补偿您三个月的停车费，车位也重新安排——”
“周经理。”我打断他，“五月二十一日晚上十点十五分，你跟胡建国在物业门口说了什么？”
周经理的脸一下子白了。
不是变白，是瞬间白了，像有人把一桶白色油漆从他头顶浇下来。他的嘴唇哆嗦了好几下，上下牙床磕在一起，发出轻微的咯嗒咯嗒的声音。他手里的公文包差点掉在地上，他赶紧用两只手抱住，像抱一个救生圈。
“你……你怎么知道的？”
我没回答。我靠在墙上，把纸杯里的水喝完，把空杯子放在窗台上，然后看着他。
周经理左右看了看，走廊里没有别人。他往前走了一步，靠得很近，身上有一股浓烈的烟草味和口香糖味混在一起，显然来之前嚼了半盒口香糖想盖住烟味，没盖住。
“赵先生，有些事你不知道。”他的声音在发抖，像是被冻得，“胡建国不是你能动的。他上面有人，郑副区长是他姐的同学，这个你知道不？”
“知道。”
“那你知道区里正在查一批旧改项目的招标问题吗？区纪委、市纪委都介入了，已经查了三个月了。胡建国被约谈过，但到现在还没被带走，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因为他手里有东西。他经手的每一个项目，每一条招标记录，跟上面每一个人的关系，他都有记录。不是电脑里的，是手写的，放在哪儿只有他自己知道。动他，就等于把整个区住建系统翻个底朝天。”
周经理说完这些话，额头的汗已经汇成了水流，顺着太阳穴往下淌。他用袖子擦了一下，袖子湿了一片。
“我劝你，收手。”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真诚，不是之前那种假客气，而是真的在害怕，“你搞的是车位，但你会撞上一面墙。那面墙后面站着的人太多了。你不是对手。”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面的恐惧是真的，不是装的。他不是在威胁我，他是在求我。求我别捅这个马蜂窝，因为马蜂飞出来，第一个蛰的就是他。
“周经理。”我把档案袋从腋下拿下来，托在手里掂了掂，“你知道我花了多长时间准备这些东西吗？”
他没说话。
“三十七天。从她第一次占我车位那天开始。每天下班回来把车停到一公里以外，走回来，拍照，录音，备份。她说我占她便宜，我一个月工资扣除房租还剩三千块，车位租金三百，我占了谁便宜？”
我把档案袋重新夹回腋下。
“你说我撞上的是一面墙。但那面墙是我砌的吗？是你砌的。你为了巴结胡建国，把车位私下许给他老婆，收了租户的钱又把车位收回去。你第一个破坏了规则，然后你告诉我要守规矩？”
周经理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你刚才说胡建国手里有记录。那你有没有想过——”我往前倾了倾身，声音压到只有他能听见，“我手里也有。”
方脸男人从工程质量监督科出来了。他的表情变了，变得比刚才凝重。他看了一眼周经理，又看了我一眼，然后做了一个我没有预料到的动作——他向我走过来。
“你叫赵东升？”他问我。
“是。”
“反映什么问题？”
我把档案袋递给他。他接过去，没拆，只是看了看封面上的标签。然后他抬头看周经理，语气很平，但问题很硬：“周经理，你认识胡建国？”
周经理的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像一个被捞上岸的鱼在喘气。他的公文包终于从手里滑了下去，掉在地上，里面的东西散了一地——笔记本、签字笔、一串钥匙、一盒已经拆开的中华烟，还有一张皱巴巴的超市小票。
方脸男人没有帮他捡。他看着我，说了一句：“你跟我来。”
他转身往走廊另一边走，推开了一扇门，门牌上写着“纪检组接待室”。我跟他走了进去。周经理蹲在地上捡他的东西，没有跟过来。
接待室不大，一张桌子，四把椅子，墙上挂着一面镜子——不对，不是镜子，是单向玻璃，后面可能有人在看。方脸男人让我坐在桌子对面，他坐在另一侧，把档案袋放在桌上，没拆，两只手交叠放在档案袋上。
“我叫郑刚。”他说，“区住建局纪检组副组长。”
郑刚。
我脑子里飞快的过了一遍文印店老板说的那句话——“胡建国他姐夫，是区政府的，姓郑，副区长。”郑刚，姓郑。但老板说的是郑副区长，不是纪检组副组长。
“你不用多想。”他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语气没有任何波动，“我跟郑副区长没关系，同一个姓而已。你继续说。”
他从档案袋里抽出材料，一页一页地翻。翻到照片的时候，他的速度慢下来，把每一张照片都仔细看过。翻到监控截图的时候，他停住了。他盯着那张标注了“5月21日22:15”的截图看了很久——黑色帕萨特、牛皮纸文件袋、握手的画面。
然后他把材料放下，摘了眼镜，揉了揉鼻梁。他的手指很粗，指节上有老茧，不像常年坐办公室的人。他大概五十出头，两鬓的头发白了一半，脸上的皱纹深得能夹住一粒米。
“赵先生，我跟你说两件事。”他把眼镜戴上，竖起两根手指，“第一，你反映的车位纠纷属于民事纠纷，不在纪检组管辖范围内。你如果要处理这个，去法院，去派出所，去街道办，别来这儿。”
他顿了一下。一根手指放下，只剩一根竖在那儿。
“第二——但你提供的这些监控材料，涉及其他问题，我们需要核实。”
他把档案袋拿起来，站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门。门外站着一个年轻小伙子，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显然已经在外面等了一会儿了。郑刚把档案袋交给他，低声交代了几句，小伙子点点头，快步走了。
“你回去等通知。”郑刚转过来对我说，“车位的事，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其他的事，你配合我们工作就行。手机保持畅通。”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的时候，郑刚在后面加了一句：“赵先生，你住的那个小区，物业和业主之间的事情，你是不是还知道别的？”
我回头看他。
他的表情很平静，但眼睛不平静。那双眼睛里面有东西，像一个等了很久的人终于看见了猎物进笼子的那一刻——不是兴奋，而是一种沉甸甸的警觉。
“我只知道我的车位被人占了三十七天。”我说。
郑刚看了我两秒，然后点了点头，没再追问。
走出接待室的时候，走廊里已经看不到周经理了。他捡完了东西跑了，电梯口的地上还掉着一支签字笔，大概是匆忙中漏掉的。我弯腰捡起来，看了一眼——笔身上印着“区住建局工程质量监督科赠”，大概是胡建国给他的。
我坐电梯下楼，走出住建局大门。外面的天果然下起了小雨，细得像针尖，落在脸上凉丝丝的。我站在门口屋檐下躲雨，看了看手机。十点二十一分。
三十七条未读微信，全是业主群的。我点开一看，群里炸锅了。
王姐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我发在群里的租赁合同照片转发了出去，配了一段话：“这合同P的！物业根本没跟他签过正式合同！小刘可以作证！”下面是小刘的头像，发了一句话：“合同是真的，我经手的。”
然后群里就疯了。
小刘那句话发出去之后，整整三分钟没人说话。然后消息开始一条接一条地蹦。有人@小刘问他是不是被盗号了。有人@王姐让她解释。有人问到底谁在说谎。王姐没有再回复任何消息，但她的头像一直亮着，显示在线。
我把手机揣回兜里，没参与。我撑起外套的帽子，走进雨里，往小巷子里走，去取车。
到了车旁边，我发现雨刷上夹着一张纸条。不是打印的，是手写的，字迹很潦草，用一支快没水的圆珠笔写在一张皱巴巴的收据背面：“胡今天没上班，人在家。他家在紫荆花园8栋1201。”
没有署名。
我把纸条翻过来看了背面。收据是文印店的，日期是三天前，金额一百一十块——是我寄快递的那家店。
我把纸条叠好放进口袋，上车，发动引擎。雨下大了，雨刷在挡风玻璃上来回扫，发出有节奏的咯吱声。我坐在驾驶座上，看着雨幕里模糊的街道，脑子里在转。
紫荆花园。8栋1201。胡建国家。
今天是周一，胡建国没上班。纪委约谈过的人，周一不上班待在家里，要么在销毁证据，要么在等人上门。不管是哪一种，留给我的时间都不多。
我把车开出小巷，没往小区方向走。我掉了个头，往城东开。导航上输入了四个字：紫荆花园。
